程广媛

有清一代，大内武英殿修书处刊刻的典籍，以上乘的质量，被誉之为“殿本”。故而，究清代出版史事之人，多就武英殿修书处相关的修书与藏书活动做一整体的梳理和把握，尤其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更属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殊不知，位于北京城西北郊的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中，同样有着众多的修书与藏书机构，如畅春园的蒙养斋、熙春园的集成馆和圆明园的文源阁等。在清宫出版名录中有着“双璧”美誉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即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紫禁城武英殿到畅春园蒙养斋

武英殿，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隅，是一组由前殿武英殿、后殿敬思殿、东配殿凝道殿、西配殿焕章殿及恒寿斋、浴德堂等建筑物组成的建筑群。自康熙年间起，随着“武英殿修书处”的创设，此地成为清代内府刻书的主管机构，所刻典籍史称“殿本”。

清廷修书机构绝非武英殿修书处一处。据杨玉良考证，自顺治至乾隆的一百多年间，清廷所设书馆就有三十多处。若以常开、例开、特开分类，常开之馆有武英殿修书处、国史馆与方略馆；例开之馆有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等；特开之馆有图书集成馆和四库全书馆等。待到京城西北郊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体系逐渐成形以后，离宫御苑中的皇家修书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其中，康熙年间的畅春园蒙养斋，堪称清代皇家园林中较早的修书机构。

康、雍、乾三帝，皆属文治武功的集大成者。但论对西学之倾心及其西学之造诣，无人能出康熙皇帝之右。他被后世誉为“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至于其重视西学的缘故，《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辑成书，条分缕析。后之学此者视此甚易，谁知朕当日苦心研究之难也！”

所谓“今凡入算之法，累辑成书”说明，康熙帝不仅“自愤而学焉”，而且积极从事算学典籍的编纂工作。其代表作首推成书于康熙末年的《律历渊源》。而这部以西学为主体的科学典籍，正是成书于京城西北郊的畅春园。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初二日（1713 年 7 月 2 日），康熙帝命和硕诚亲王胤祉：“律吕算法诸书，应行修辑。今将朕所制律吕算法之书发下，尔率领庶吉士何国宗等，即于行宫内立馆修辑。”立馆修辑律吕算法诸书，由此拉开帷幕。九月二十日（11月7日），康熙帝再谕总理修辑事务的诚亲王胤祉：“修辑律吕算法诸书，著于蒙养斋立馆，并考定坛庙宫殿乐器。举人照海等四十五人，系学习算法之人。尔等再加考试，其学习优者，令其于修书处行走。”由此，几项重要的原则确定：首先，将修书场地定于畅春园内蒙养斋。其次，总理修辑事务者，仍为皇三子胤祉。最后，关于馆员人选问题，定为在举人照海等四十五人中考选。接着，又有何国宗、梅瑴成、陈厚耀、王兰生、方苞、胡煦、明安图等一批专门人才入馆修书。

正是在康熙帝的亲自指导和皇三子的主持下，律吕算法诸书的修辑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714年12月23日），诚亲王胤祉等以《律吕正义》进呈。接着，康熙六十年（1721），《数理精蕴》辑成；康熙六十一年（1722），《历象考成》辑成。随后，康熙帝下旨：“律吕、历法、算法三书，著共为一部，名曰《律历渊源》。”其中，《律吕正义》五卷，分为三编：上编《正律审音》两卷，下编《和声定乐》两卷，续编《均协度曲》一卷，是一部有关乐器、乐理的专著。《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分为三部分：上编《立纲明体》五卷，下编《分条致用》四十卷，附表八卷，是一部数学百科全书，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通贯中西之异同，而辨定古今之长短”。《历象考成》四十二卷，亦分三部分：上编《揆天察纪》十六卷，下编《明时正度》十卷，附表十六卷，是一部有关天文、地理的专著，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集中西之大同， 建天地而不悖，精微广大，殊非管蠡之见所能测”。

康雍之际，随着清廷与罗马天主教廷的矛盾激化，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趋于沉湮。迨至雍乾以后，西学难有立锥之地。正因如此，从畅春园蒙养斋走出的以《律历渊源》为代表的一批西学典籍，可谓弥足珍贵。

熙春园里的“古今图书集成”馆

成书于清康雍之际的《古今图书集成》， 是中国古代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雍正帝曾以“贯穿今古，汇合经史”誉之。乾隆帝亦以“书城巨观，人间罕觏”许之。其影响更是及于海外，被西方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英国人李约瑟即言：“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古今图书集成》。”而这部闻名遐迩的巨著，正是成书于圆明五园之一的熙春园（盛时圆明园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熙春 园、绮春园、春熙院）。

熙春园与《古今图书集成》的渊源，须从熙春园第一任主人——康熙帝三子诚亲王胤祉（1677—1732）及其业师陈梦雷说起。康熙二十六年（1687），位于京城西北郊的皇家园林——畅春园建成。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允准胤祉等七位年长皇子在畅春园“北新花园迤东空地”建园。胤祉即在“水磨闸东南明珠子奎芳家邻接空地”（即今清华园一带）建园。十一月二十日，“皇三子多罗贝 勒胤祉恭请上幸花园进宴”，暗示着胤祉花园当年即已建成。五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即康熙帝六十寿诞之前五日，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等十三人，率皇孙弘昇等二十六人，在胤祉花园为康熙帝预祝遐龄， 称觞献寿。值此前后，康熙帝为胤祉花园御题名曰“熙春园”。迨至雍正八年（1730）以前，胤祉长期居于此园。

陈梦雷（1650—1741），字则震，号省斋，福建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庶吉士，寻授编修。十九年（1680），以在三藩之乱中“从逆”入狱，寻论斩。二十一年（1682），免死，流于奉天府尚阳堡。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东巡盛京，陈梦雷献诗称颂，帝施恩，梦雷遂得返京，奉命为皇三子胤祉授读。怀着“思捐顶踵，图报万一”之心的陈梦雷，向胤祉提出了欲以己之长，“掇拾简编，以类相从，仰备顾问”的想法。对此，胤祉欣然允诺，他除将自己的协一堂所藏鸿编尽数献出外，并对编纂体例提出一己之见：“《三通》、《衍义》等书，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类函》、《御览》 诸家，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大光圣朝文治。”

于是，自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起，陈梦雷综合家藏诸书与协一堂藏书共一万五千余卷，“目营手检，无间晨夕”，至四十五年（1706）四月间，全书初稿终于告成。其后，又寒来暑往，几易其稿。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得呈御览。康熙帝不仅御赐书名《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而且御命开设“古今图书集成馆”，馆址即设于熙春园西半区。关于集成馆的人员设置，经青年学者项旋考证：其时，以胤祉为监修，总理日常事务；以陈梦雷、顾承烈为正、副总裁，主管编纂事宜；此外尚有“领袖纂修”（如：金门诏）等职衔设置。其他如分纂、校对、誊录等人员，常年额设在编人员为八十人。

此书内容宏富，巨细靡遗。依陈氏之言：“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以百篇为一卷，可得三千六百余卷，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可得万余卷。”对于全书的影响，陈梦雷有着高度的自信：“较之前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广大精详何止十倍。从此颁发四方，文治昭垂万世。王爷鸿名卓越，过于东平、河间。而草茅愚贱，效一日犬马之劳，亦得分光不朽矣！”

其间，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帝曾赐陈梦雷联曰：“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陈遂自号“松鹤老人”，并以“松鹤山房”命其在胤祉熙春园东北隅的住处——一座上下三间的二层小楼。正是在“松鹤山房”（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六十一年（1722）的十三年间，陈居于此），陈梦雷最终完成《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工作。

时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古今图书集成》的编印工作已接近尾声：全书“共一万卷，已刷过九千六百二十一卷，未刷者三百七十九卷”，这意味着全书的96.21%已印刷完成。然而，随着康熙帝的病逝，政局陡变。十二月十二日（1723年1月18日），继位未满一个月的雍正帝降旨：“陈梦雷，原系攀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 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著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所谓“招摇无忌，不法甚多”，只是新帝欲翦除胤祉手足的“欲加之罪”。未几，康熙朝集成馆亦遭到改组。监修由胤祉改为康熙帝十六子胤礼；正、副总裁亦由陈、顾二人改为礼部侍郎蒋廷锡和内阁侍讲陈邦彦；原集成馆前后共有十六人遭到清洗。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间，《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告竣。历经康、雍两套班子，耗时二十四番寒暑，终成《古今图书集成》的蔚然大观。对于《古今图书集成》的诞生地——熙春园，苗日新有着颇高的评价：“《御制律历渊源》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用同一副铜活字、同一时间在古今图书集成馆刷印装订而成。熙春园集成馆是康雍朝最大刻印中心，它与畅春园蒙养斋构成西学东渐的发源地和当时的文化中心。”

圆明园文源阁庋藏《四库全书》

康乾盛世，是国学整理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康雍之际的《古今图书集成》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一为类书，一为丛书，堪称国学整理的“双璧”。与《古今图书集成》相类，《四库全书》和皇家御园——圆明园之间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1773年3月1日），乾隆帝对校核《永乐大典》事宜做出最高裁决：“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是“四库全书”一名在清宫档案中的首次出现，暗示着编修《四库全书》大型文化工程的正式启动。此后，各项工作渐次展开。有关修书事宜，统交“四库（全书）馆”办理。具体而言，“四库（全书）馆”又分为翰林院四库馆和武英殿四库馆两大系统：翰林院四库馆，主要是指办理四库全书处，负责纂办《四库全书》，以纂 修官为代表。武英殿四库馆，主要是指缮写四库全书处，负责缮写、分校、刊印、装潢《四库全书》，以分校官为代表。经过在馆诸臣夜以继日的不懈坚持，《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顺利进行。

老年乾隆朝服像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1782年1月19日），第一部《四库全书》告竣，藏于紫禁城内文渊阁。四十七年第二部告竣，藏于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四十八年第三部告竣，藏于圆明园内文源阁。四十九年第四部告竣，藏于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文渊、文溯、文源、文津，谓之“内廷四阁”。而在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1782年8月17日），乾隆帝再谕：“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1787年6月2日）， 续办三份《四库全书》同时告竣，亦分阁贮之。文汇、文宗、文澜，谓之“江南三阁”。四库七阁，蔚为大观。

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作为中国古代现存最大的一部丛书，它著录书籍 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基本囊括清代乾隆朝以前中国古代的主要典籍。而据黄爱平统计：“以全书册数计，每份约为36000册，七份合计252000余册；以全书页数计，文津阁《四库全书》2291100页，七份合计16030000余页。”如此宏富的体量，对藏书之处自然有着极高的要求。

文源阁，位于圆明园内水木明瑟一景之北侧，是一处以藏书楼为主体的建筑群落，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平方米。雍乾之际，此地本是一座四方重檐大亭，亭额曰“四达亭”（雍正九年（1731）御书）。乾隆四十年（1775），为藏书之便，此地改建成藏书楼——文源阁。作为主体建筑的文源阁，“南向卷棚歇山楼六间，覆黑色琉璃瓦，嵌绿边，外观为两层，前后出廊，楼外檐悬乾隆四十年四月御书‘文源阁’一块玉黑漆铜字匾，内额为‘汲古观澜’。”阁成之初，收贮《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乾隆四十八年（1783），第三部《四库全书》入贮时，阁东建碑亭，刊刻乾隆帝御书《文源阁记》：

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曽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名之曰“文源阁”，而为之记曰：

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

“记”之起笔，首论建阁之缘由，即“因辑《四库全书》”，“以构庋贮之所”。而其建筑蓝本，则是藏书界巨擘的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秉承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理念，乾隆帝“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遂有文源阁之规模。“记”之主体，则以“水”喻“文”，而以经、史、子、集，譬为文之源、流、支、派。“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有鉴于此，“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这其中“四阁之贮首重者源”的意蕴暗含其中。乾隆帝对文源阁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着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上“集大成”的显著特点。这种“大一统”与“集大成”，在以京城西北“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中得到较好的呈现。即以“三山五园”中的“出版社”而言， 纵观康、雍、乾三朝，在继承历朝历代修书、刻书、藏书的丰富遗产基础上，构建起堪称完备的典籍出版机制：既有像畅春园蒙养斋和熙春园集成馆这样的修书机构，又有像武英殿修书处这样的刻书机构，更有像圆明园文源阁这样的藏书机构。 从其“出版物”的内容属性来看，一方面，作为国学整理“双璧”的《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成为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难以企及的两座高峰；另一方面，从畅春园蒙养斋走出的《律历渊源》，备载天文、数学、音乐等西学内容，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大潮的历史见证。

本文摘自《圆明园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