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圆明园
——以保罗﹒瓦兰（Paul Varin）的《远征中国》（1862）
与沃尔斯利（G. J. Wolseley）的《1860年中国之役记述》（1862）为例
叶向阳*
摘要：本文通过细读亲自参战并在入侵圆明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法、英联军军官保罗·瓦兰（Paul Varin,法国海军中校迪潘 Dupin 笔名）及沃尔斯利（G. J. Wolseley,英军陆军中校、军需主任）的回忆录，力图勾勒还原英法联军进军、占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过程细节及其动因分析，同时关注两位作者对于圆明园建筑、景观及其珍玩藏品的描写刻画与评价。英法作为中国战场上的同盟友军，在军事上积极配合，但又往往在处置圆明园及“战利品” 等具体做法与策略方面意见不一、相互指责，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其对中国态度的复杂性。
关键词：圆明园；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回忆录；
中国形象与中国观；保罗·瓦兰；沃尔斯利
关于 1860 年英法联军[1]进攻北京并洗劫、焚烧清“夏宫”圆明园， 在西方已有大量的一手文献出版，时间大多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年，语种以英、法文为主。据2003年著有《劫掠圆明园：第三次鸦片战争》[2]（La Sac du Palais d’Eté. Troisième Guerre de l’Opium.本书已有中译本，书名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洗劫圆明园》，2005）的法国历史学家、记者伯纳·布立赛（Bernard Brizay）的统计，其中原著为法文的至少有三十余部，而英文的更是多达五十余部。这些回忆录或报告的主人均为其叙述事件的亲历者，有联军的英、法统帅、两国全权代表及其他使节、军人、译员、医生甚至英国随军牧师等，对于全面而深入地研究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内容极其珍贵。本文主要选取法、英各一名军官在战争结束后两年出版的回忆录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史实建构素材，并用法国著名汉学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的《1860年远征中国外交史文献》（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60. HistoireDiplomatique. Notes et Documents, 1906）进行补充。
上述的法、英军官及其著作为保罗﹒瓦兰（Paul Varin）的《远征中国》（Expedition de Chine, 1862）与沃尔斯利（G. J. Wolseley）的《1860年中国之役记述》（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 1862）。保罗·瓦兰是法国海军中校杜宾（le colonel Dupin）的化名，其在本次远征中国战役中担任法军参谋，负责法军的战场地形侦察，并在占领圆明园的翌日担任由两军统帅授权的英法联军圆明园战利品委员会（两军各出一位校级与两位尉级军官组成）的法方校级军官代表，或者说是法军三位代表的首长。 [3]沃尔斯利(G. J. Wolseley)为英军陆军中校（lieutenant-colonel）、军需主任（quarter-master），主要负责英军的营地安置与军需品供给。[4]在9月18日联军的谈判代表、随行军人及《泰晤士报》记者被清军扣押时，英军总司令克灵顿将军（General SirHope Grant）曾准备派其去与清军交涉。10月 7 日晨，克灵顿将军在其应约在圆明园与法军统帅会面前，派遣其带领一队重骑兵寻找圆明园的方位地址以及先期予以占领的法军与英军骑兵下落。 可见，沃尔斯利中校在此次远征中一直受到统帅的信任与重用。[5] 因此， 瓦兰与沃尔斯利作为法、英两军的重要军官，几乎参加了联军远征华北以及侵占并处置圆明园的整个过程，而且分别是法军与英军中最早进入圆明园的少部分人员中的两位，其所撰战争回忆录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代表性与历史文化价值。
1 北京城墙下、进军圆明园途中
1860年8月31日，英、法两国公使与前来天津自称为清朝皇帝的全权特命钦差开始谈判，似乎对达成和平协议非常乐观。于是，他们开始忙于准备入京参加换约仪式。首先要组织一支与征服者身份称的规模庞大的护卫队：
最终，组建了一支由一千名法军与一千名英军构成的护卫队伍，准备跟随两国公使进入这个著名的首都，迄今为止，它都对我们外国人关闭着。自此刻到出发前，来自各连队的法国使团护卫队士兵，只有一个任务，即在美丽的北京女士面前，要展现最佳的军容。法军总司令尽情地发挥了其在穿着打扮方面的天赋。[6]
显然，联军在进入北京城前的精心准备，一方面是要在中国首都展现自己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威武，但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他们所面临的将是个不容怠慢、举世闻名又极其神秘的都城不无关系。然而，在9月7日签署协议的最后期限到达时，英、法使团获知该钦差大臣已悄悄地离开了天津。 其中缘由，保罗·瓦兰语焉不详，而沃尔斯利则给予了解释：
我们抵达天津后若干天，有人来通报法、英公使，桂良【大学士】、恒祺与恒福【直隶总督】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被派来与我们落实有关事项。 他们将在8月31日到天津。……桂良在一封致额尔金勋爵的信中声称其带有“官印”，有权讨论并安排所有与1858年协议以及与1860年3月最后通牒相关的所有事项。……这样，八天宝贵的时间就在初步讨论中流逝而过了。最后终于决定在9月7日举行钦差大臣与额尔金勋爵的面谈，而协议将在次日签署。帕克斯（Parkes即中文文献中的巴夏里/礼）与韦德（Wade）两位先生在6日晚约见桂良，并试图迫使他交出与我们交涉的书面授权书。……但他以各种理由回避直接谈论此事。该情况清楚地显示事实并非如其先前所说的那样。……他们随即起身告辞，并声称与一位并未得到皇帝授权以其名义来签署协议的人继续进行协议谈判毫无意义。额尔金勋爵即刻告知桂良，鉴于他们缺乏诚意，假称自己得到了皇帝的全权授权，他已决定让联军直接进军通州。在其抵达通州前，将拒绝他们的来访。 [7]
因此，中方谈判代表并非他们认为的因谈判遭遇挫折而悄悄溜走，而是由于联军的一方——英方——已断然拒绝与其举行进一步的谈判。他们匆忙从天津离去，是因为作为天津的主要征服者对他们下了“逐客令”。
9月18日晨，离圆明园被英军焚毁整整一个月时间前，联军从马头村北面的宿营地出发向北京进军。
法军队伍得到了来自天津的柯利诺将军部队的增援，紧随英军之后。 而此时，英军在离马头村大约八公里的地方，向清军扑去。清军部署在张家湾前面的一个村庄共五公里宽的弧形正面，背靠通往白河的运河。此时， 谈判代表恒祺突然出现并要求面见英法使臣。当听说他们并未在前卫军中，而仍留在河西务，他似乎感到惊讶。我们并不能判定他对于正在酝酿的阴谋一无所知，而中国人的目标显然是要扣押两位公使。在等待消息时，两军统帅均根据情况的严峻性而采取了措施。此时，夏努安少校与沃克上校快马抵达报告了清军的背信弃义，后者还受了伤，在其一旁的财务官阿德落到了中国人的手里。[8]
在此次被英法联军统帅反复谴责的扣押联军和谈代表“阴谋”的事件中，共有39位英法人员“陷入被事先设好的圈套”，“像罪犯一样被绳索捆绑，并被粗暴对待”，其中26位英人中仅有13位“伤痕累累”地返回军营，另13位死亡；13位法人中有7人死亡，8人返回。[9]因英军后来发现，部分被囚人员曾被带到圆明园内进行折磨虐待，故该事件后成为了英使额尔金勋爵执意要彻底焚毁圆明园的导火索或借口。
9月21日，僧格林沁指挥的清军在八里桥被联军击溃，主帅临阵脱逃， 联军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大获全胜，法军统帅孟托班将军随后被授予了“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 勋位。9月24日，英军分队来到北京城外， 此时北京城门均已关闭，他们即在东南方向抵近城墙侦察，获得了比较准确的情报：
24日，英军派出了一支侦察队抵近到北京东南门【广渠门？左安门？】外数百米，确信该城在本方向的城墙上头空无一人，墙体高度大约为13-14 米。城墙看起来建造得非常结实，还有宽广的护城河环绕着。根据英军情报，清军占据着城市的西北部分并守卫着圆明园，以便在必要时让大清朝廷往北出逃。[10]
联军在经过多次侦察并得到增援与充分补给后，于10月6日，共13000 余人，从八里桥出发，兵分左右两路共四个纵队（英军为右路两队、法军为左路两队）浩浩荡荡向北京城进军。不久，从被俘的清军口中得知，清军骑兵已退往临近圆明园的海淀村，在北京城的西北方向，离联军目前的位置约十至十二公里。于是，英、法统帅决定前往予以击溃。两军进军方向确定后，随即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作为两军会师的地点，英军排在法军前头，但由于中途迷路，结果法军先于英军在当天晚上七时抵达，确认并无清军骑兵在此驻扎或在周边活动后，随即强行进入不设防的圆明园， 并在正大光明殿正门不远处露营。[11]
关于英法联军向圆明园进军并予以占领，沃尔斯利是这样交代的：
10月7日晨，我们在高土堡上打了21发炮弹，前一天我们即在此过夜，并在高地上生起了通宵的大火。上述措施旨在向我们的骑兵部队与法军指示我们所处的位置。一支隶属于军需主任部门的骑兵巡逻队在破晓时即奉命出发，以确定英军骑兵部队与法军的方位。最后认定法军已占领圆明园，而我们的骑兵在其右侧两英里处。克灵顿（Sir Hope Grant, 1808-1875）爵士在额尔金勋爵的陪同下，在白天骑马前往会见蒙托邦将军。这位法军总司令声称，当他听说克灵顿爵士要前往圆明园，即刻决定也前往该处，并在行军途中巧遇了我们的骑兵部队。随后两军同行，直至抵达海淀，这是一个靠近圆明园的大村落。我们的骑兵旅长自然并不喜欢让其手下陷入一个陌生的地方，便绕到了东边，而法军直接穿越过去，抵达了大宫门。大约20位略有武装的太监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但很快被制服了，大门被轰开，展现在前的是大皇帝住所的神圣院落，这在中国人看来是蛮夷的亵渎一瞥。[12]
沃尔斯利所谓的“高土堡”位于东北城墙外与雍和宫相遥望的一处喇嘛庙——黄寺附近，而在他看来，进军圆明园被法军抢先，并非是英军迷路掉队，而是出于军事上的谨慎。
2 有关圆明园景观与珍宝的描述
在保罗·瓦兰的《远征中国》的记述中，英法联军在北京先后沿城墙外自东面到北面再到西面，最后经海淀进入圆明园。据中方资料记载，此前大清军队在北京郊区曾对英法联军进行了两次激烈的阻击战，分别是9 月18日的张家湾与21日后的八里桥之战。但在联军的优势炮火轰击下， 损伤很重。又逢僧格林沁等高级将领临阵先逃，大大影响了军心。战事失利后，咸丰帝在次日清晨，就和后、妃、皇子及一些贵族大臣逃亡热河。 京城防守几无准备，只把内外城的许多城门赶紧关闭，用土堵塞，留一两个向西的城门通行。[13]因此，英法联军进抵北京后便如入无人之境。
《远征中国》首次提到北京城的具体地标建筑即为“圆明园”（lepalais d’été[Yuen-min-yuen]夏宫【圆明园】），背景是“【1860年10月6日】英军的情报显示清军已退往圆明园，坐落在【距离联军位置】十至十二公里的西北方。双方决定，联军分别向圆明园进军，并将该园作为两军会师之地”。[14]
关于圆明园，法国人可谓并不陌生，其常用的辞书《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Petit Robert des noms propres, 2003）为这个中国曾经的皇家园林专设了一个词条：
圆明园：最光明之园，过去的夏宫。这座中国皇帝夏日的离宫，位于北京西北八公里处，始建于17世纪雍正朝，完成于乾隆朝。圆明园是‘万园之园’（王致诚语），占地350公顷，藏有大批无价之宝与图书。乾隆曾令耶稣会士艺术家们（郎世宁、蒋友仁）在此修建了欧洲式宫殿，四周环绕着喷泉与水法。1860年整个园子为法英联军所洗劫，随后又被额尔金爵士付之一炬。[15]
法军沿着北京高大的城墙边，从东而北而西，10月6日夜率先抵达圆明园前面的一个“大村庄”（即海淀）：
从我们抵达的这个村庄的壮观外表看，皇家宫殿即在眼前。该村纵横交错的道路均为花岗岩石板铺就，而且得到特别精心的维护。村民平和，对于我们的出现更多的是惊讶而非恐惧，平静地看着我们军队经过前往宿营地。……我们在村庄行走了两公里，道路被高墙挟裹着，最终我们来到了一个种植着高大树木的巨大广场，广场的一边是一个湖泊，而另一边是皇家宫殿……[16]
紧接着，法军破除了通往圆明园前面宿营地的路障，并派出一路人马前往圆明园大宫门侦察。守卫门外的数十位清军见状，丢盔弃甲仓皇逃跑。 夜晚时分，法军总司令派遣一个连队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侧门进入圆明园， 以便确认清人已撤离了圆明园。据侦察士兵对于圆明园的观察：
我们自侧门穿越了圆明园的第一道围墙，正门已被垒石从里面死死地堵住了。在一个方圆三百米的庭院尽头，第二堵围墙矗立着。我们像在第一堵墙前那样翻越而过，未发现任何人。我们进入一个巨大的庭院并向前推进。庭院的尽头有一条运河穿越，河的两岸有汉白玉护栏，河上有一座汉白玉砌造的桥，支撑着两个侧面的木制走廊。万物俱寂，这些巨大的庭院为死寂所笼罩。随后是第三堵围墙。就像大宫门那样，正门也是紧闭着的。我们便兵分两路，前往其两堵侧门，但发现同样是紧闭的。我们发现里面有人的声响，于是决定设法予以冲破，而此时许多身手矫捷的水兵已爬上了高达四米的墙。周围一片漆黑。两个距离有数百米远的小门，也几乎在同时在我们士兵的撞击下轰然倒下。我们以两个列队进入墙内。左队领头的指挥官……肩上突然重重地挨了一剑……[17]
在法军占领圆明园次日晨，法军总司令蒙托邦将军在大队人马的陪同与护卫下，来到圆明园参观。此前，他曾通过其手下邀请英军总司令克灵顿将军与英公使额尔金勋爵前来商讨圆明园财宝分配事宜。
因此，在其开始参观前，他告诫周围的军官们须以他们的名誉来保证，在英军到来之前，必须尊重并让其手下尊重宫殿。[18]蒙托邦将军从圆明园的正门即大宫门进入：
他们从一个石板铺地的广场进入宫门，宫门两边各有一只放置在大理石底座上的大型青铜狮子，高达三米。我们跨越过庭院后（里面躺着前一天夜晚被击毙的人），来到了一座长方形的建筑物。他们沿巨大的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进入到一个极其宽敞的大厅。在大厅后部高耸着黑木制作的皇座，雕刻入时，做工精美，规模宏大。人们要走过多级台阶才能登上皇座，台阶两边是一排景泰蓝香炉与巨大的上釉花瓶，上面有各种动物的图案。大厅左边的整堵墙上覆盖着一幅丝绸画卷，展现的是皇宫的景象。 整个大厅与楼梯上，都有大量景泰蓝与珐琅的雕刻花瓶，美轮美奂、规模宏大。堆积成山的还有包含各种图画的画册，画工细致、精确，只有中国人才掌握该技艺。然后是由皇帝亲笔撰写的书，用北京红漆雕刻作品相连 （laque rouge de Pekinsculptée），并存放在做工精致的匣子里。/这第一个皇座大厅的装潢，从其宏伟壮阔的特点来看，显然这里是个神圣的地方。在此，统治数百万【当时中国人口已达数亿】人的君主，在大量穿着镶金边缀宝石官袍廷臣的簇拥下，曾趾高气扬地接受外国使臣们的三拜九叩首大礼。[19]
这位英国军官同样对正大光明殿有非常具体的描绘，但总体评价显然与法国人的欣赏趣味形成了反差，在笔者看来，这种反差所透露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品味的差异了：
在远处一边有一栋高耸的建筑，从形状与建造看像座一流的佛庙，散发出一种人世间繁盛的气势， 而这在我迄今所见到的中国境内是不存在的。其雕刻、镀金及绘画均崭新而干净；其盖瓦极为整齐并焕然一新；其大门转动自如，并从总体来看，丝毫没有在这个“繁花之国(flowery land)” 上随处可见的公共建筑的破败之象，而这几乎可被看作是其原有设计的基本部分。屋檐的木雕之下伸展着制作精良的铁丝网络，意在不让鸟儿在那儿筑巢栖息，以便保护这些精雕细刻的装饰图案与绘画，保持其虽制作年代久远但仍焕然一新的形象。这里是觐见大厅，在正对着门的最里面的高处，耸立着皇座。在此皇座面前，曾有众多高贵国君的王子与使臣匍匐在地，沿用中国宫廷传统上奴隶式的膜拜屈膝礼。进入大厅后，感觉效果良好，并不金碧辉煌或丝毫地让人体会先入之见。目力所至的所有物件均外表美丽设计精良，每一个小物件均为此类中的精品。然而，从总体上看， 丝毫没有雄伟壮观之气。中国建筑从来没有这种气势，该国的建筑师似乎从未努力地要创造此效果。……因此，在圆明园的乐园及帝国的其他装饰性场所，随处可见的小运河、池塘、桥梁、盘栽树与假山，都被压缩在各处的角角落落。这些更像是小孩在玩具房里的设计，而非成人的作品。尺度、空间与壮丽，在中国人的心中无法激发出仰慕之情，而且我们今天所见该国的遗址也让我们无法得出结论其祖先在此方面与他们有何不同。 埃及的金字塔、尼尼微的巨大人像、底比斯与孟菲斯的巨型结构，以及南美洲久已被遗忘种族的巨型石门，这些都证明了其建造者是多么地重视规模的宏大与材料的分量。然而，在咸丰的觐见大厅，除了在迷样的木制屋顶或者同样木制的栋梁上涂金或上色外，再也看不到其他增强效果的能力了。[20]
接着，英国作者描绘了大殿的大理石地砖、墙上的巨幅画作及其内容， 最后不忘加了一句：“在其山水画中展现了在一般透视方面的幼稚努力。” [21]
关于正大光明殿的皇座， 该作者有如下细致入微的描写：
皇座是一件红木制作的精美工艺品。它坐落在一个平台上，高出大厅其他部分约有18英寸，周围有镂雕栏杆，浓墨重彩地镌刻着玫瑰及其他花木的图案。在皇座的两边各竖立着一面装饰有蓝珐琅与孔雀羽毛的高杆屏风。围绕着房间排列着雕刻美丽的桌子与柜子，上面摆放着大量的景泰蓝瓶、瓷碗、碎纹釉陶瓷壶以及其他中国著名特产。大厅里还有若干件大型、镀金的法国时钟。在一处堆积着上一年公布的敕谕，以及大量中国典籍，以备随时查阅。它们印刷精美，其中还有不少有皇帝眉批。[22]
英、法两位作者关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皇座及其大厅摆设的描写颇为相似，在某些细节上还形成了互补。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在英军数日后到来前，至少圆明园中这座中国皇家最重要的宫殿是基本完整的，并未受到法军的大规模劫掠蹂躏。
法国作者还描绘了位于正大光明殿不远处的清朝皇帝用来处理国家大事的听政场所——勤政殿[23]，以及前湖附近的某个殿堂[24]：
在第一个建筑物（指正大光明殿）的后面【实为右或东面】 不远处，还有另一座大厦，其间隐藏着第二个皇座大厅，虽然不如第一个皇座的大气磅礴，但更为雅致。在此所进行的觐见无疑地不如在第一座时那样庄重。 这个大厅的各个房间均摆满了镶嵌有宝石的金、银器、用金银丝镶嵌技法装潢的兵器、绿白相间的玉杯、镶嵌绿松石与珍珠的金、银佛龛、里面放置着硕大金身的偶像、用微小珍珠制作的花、果，以及丛集着非常珍贵物品的小宫殿与树林。这些都让人目不暇接，并浸透着占有欲。/然而，我们穿梭在堆积如山的财宝中却不去碰它们。将军的命令相当明确。/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人工湖【即前湖】，周围被岩石与山岗环绕，环湖是一条沙石路。我们跨越了一座给人工湖引入水源的运河上的桥，发现已置身于第三个皇座的大厅。该皇座大厅比前面的更小，但同样雅致，且让人感觉亲切。从这个大厅的规模、装饰与家具布置看，我们感觉在镀金的护壁镶板映衬下，皇帝在其父母与亲密伙伴眼中即成为了一个普通人。[25]
接着，这位作者描写“九州”上这“第三个皇座大厅”附近的其他建筑：
在其后面，是大小不一的厅堂楼阁；右首是皮毛与服装商店；正面是皇帝专用的寝宫；左首是皇后的寝宫。/我们必须放弃去描写这些住宅里面的摆设，因为文字不足以描画出其物质与艺术的丰富性。到此为止我们所见仅为其所展现景色的一隅。这是一种“一千零一夜”中的景象，是一个奇幻的世界，即便是狂野的想象也无法梦到与我们置身其中的活生生的真实景观同样的景象。[26]
按法国作者的说法，为了“探宝找钱”，以及为了在圆明园“被付之一炬、仅存回忆”前去最后看它一眼，[27]法军去探索圆明园的更核心区域：
在圆明园的后面部分，是一片湖泊，[28]比此前我们提到的都要大得多。该湖泊为三座建筑所环绕。右边的这座用作政府公署（Chancellerie[29]），里面除了有中国的笔砚与墨汁瓶外，还有一些艺术品，另两座里面有大量的家具与珍贵的织物。然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由人工建造的河流、湖泊与山丘构成的巨大迷宫中。其间散落着一些次要的宫殿，已被长期废弃并改造成了商店。
接着，法军显然从圆明园进入到了长春园后部的西洋楼建筑群[30]以及长春园的核心中央岛区域：
在其中的一个具有路易十五时代建筑风格的宫殿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装饰有法兰西纹章的巴黎戈伯朗（Gobelins）挂毯的房间，以及在墙上悬挂着的法国宫廷美女的全身画像，底部还有其名字。[31]然而，花毯与图画都已破败，似乎已被遗弃良久。眺望远处，有一座巨大的塔[32]，其墙体有八米高。其平行四边形的塔身覆盖了其正面八百米、侧面五百米的地面。在此范围内矗立着一些小庙宇，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祭品。在其中的一个庙宇，我们发现了一个盔甲，其头盔上有鸡冠状顶饰，点缀有一颗鸽子蛋大小、品质优良、非常纯净的东方明珠。（此处作者加注：该盔甲被进呈给法国皇帝，但不幸的是头盔上的明珠在途中遗失了）/ 塔的墙面顶部有一个巨大的陈列廊，并以三米的高度凸起，被分割成无数的小龛，其中装饰着镀金青铜佛像。其数量足有七八千座。这里无疑就是在中华帝国流传甚广的佛教信仰的偶像朝拜地。/在塔的正面矗立着一座几乎规模同样的宫殿，只是它已变为商店，里面堆满了丝绸、天鹅绒长袍、饰金挖花并镶上五只龙爪的绸缎长袍。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湖泊，环绕着其清澈湖水的是帝后嫔妃与皇帝的寝宫。所有女性幻觉与精巧所能梦想到的最稀罕、最珍贵同时也是最奢华的物件，均在此荟聚。/这些湖泊、山丘、宫殿、庭院、塔占据了大片的空间，使得我们试图进行的侦察徒劳无功。
法军总司令对北京西郊的塔有独特的兴趣，其涉足之处已不限于圆明园的宫墙之内了[33]：
下午，蒙托邦将军（法军总指挥）去参观了离我们的宿营地三公里外的若干个佛塔[34]。其中的一座是由白大理石砌成，建在小山丘上，其高度与巴黎的先贤寺相等。在其圆顶下有一座巨大的塑像，女性的头部轮廓具古希腊风格，上半身伸长出九只大手臂，从上面又延展出九百只小手臂， 形成了扇面。一架四层的楼梯，外走廊上装饰着各种香炉，分别通向这个巨大身躯的三个主要部位。第二层楼梯直通膝部，第三层通向胸部，而第四层通向头部。在这最高层的楼梯的平台上，我们能看到涂上北京红漆的八个香炉，足有一米二高，即便是已破败损坏且上面已积满了厚厚的一层尘土，其精致雕刻尚历历在目。在底下支撑圆顶的壁柱之间，有四五米高的铜像，似乎是陪伴在主神旁的侏儒，以突出前者的高大形象。/蒙托邦将军参观过的大部分佛塔，相距不远，坐落在一片景色迷人的区域。它们规模宏大，尤其是风格古老，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庭院里野草丛生。在院落围墙之内，过去有大量的和尚居住。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的琉璃瓦屋顶上，人们仅看见成千上万只鸽子，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仅有的主人。/在返回宿营地的路上，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石板路走了大约一公里，来到了一座塔前。在此不远处有一车棚，我们发现被封闭在内的是英国公使马戛尔尼勋爵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皇帝的马车与马鞍。从其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从来没有人使用过它们。
这位法国作者并不否认法军在圆明园的劫掠，但却以胜利者喜获战利品的态度去描写评判，流露出“合理合法”的意味，而对于中国人入园的“乘火打劫”则予以了突出的描写，并明确表示即便是劫掠圆明园财富， 法国人比起英国人还是要文明很多：
一伙接着一伙的中国人，被驱赶到一个角落，又从另一个角落以更大规模冒出来，散布在这些金碧辉煌的建筑里，劫掠财物，并将他们无法搬走的物品摧毁，而这些物品不是因为体积太大就是因为上面有帝王龙的神圣标志。因当地劫掠者的洗劫所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回到宿营地后，蒙托邦将军得知，法军士兵在帝后寝宫区发现了金条、银锭。/于是，我们重又像此前那样组建了瓜分战利品委员会，将金银财宝在两支部队中平分。该委员会还利用这个机会，来平分一大堆玉石、琥珀与珊瑚项链。这些都是皇帝与官员在重要场合戴在脖子上的。/有鉴于此，当我们想起法国军队成为了英国报刊关于圆明园事件指责的对象时，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英军先发现了法军所发现的金银，又会怎样呢？在河西务与张家湾事件后，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总司令命令雅明将军（général Jamin）将新收获分给各支部队，每位战士大约得到了100法郎。在八到九日的晚间，圆明园有多处起火。所有证据都让人相信这是中国劫掠者放的火。不过过火面积并不大。/九日早晨，这天是我们离开的日子，法军宿营地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奇特最繁忙的景象。帐篷内外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这些财宝稍纵即逝，关于它们的美梦一阵鼓声即被击碎。我们看见这位战士天真得像个孩子，毫无预见性，却有着毁灭者的天性，未考虑旅途的劳顿 将袋子塞满了绸缎，似乎向他的家乡人致敬只需翻越几级台阶。然后，在陷入失落烦躁之时，击碎 撕裂或弄脏所有无法带走的东西。随处可见的只有豪华家具、丝绸、镶上金边的黄袍，而在其之上的，是支离破碎、面目可怜的物件。至于银子，因其数量过多，重量太重，而被抛弃。许多士兵用大约 480法郎价值的金条去换一瓶白酒或苦艾酒。[35]
关于咸丰帝后寝宫，英国作者有如下细节描述，照例还加上了自己的消极评价：
在一处水面较为开阔湖泊（指前湖）的后头，是皇帝的寝宫，周围是后妃及太监与仆人的住所。仅仅在十四天之前咸丰逃离的套房，整个俨然是家规模巨大的古董店，除了本土最为精美的艺术与工艺品外，还有产自欧洲的珍奇饰物。……他（咸丰帝）上面绣有“寿”字的小帽被放置在床上，附近时他的烟斗与烟袋。在所有附近的房间都摆放着装满了丝绸、绸缎与皮毛大衣的衣柜。在衣夹里储存着大量的斗篷与官服，上面有富丽堂皇的金线刺绣或白鼬皮与紫貂皮镶边，并显示五爪龙形象，表示属皇家专用。椅子与沙发的坐垫包裹着极其精美的黄色缎子并绣上了龙与花的图案。……玉石在所有宝石中在中国最受珍视，其中有些价值连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期间，历代皇帝购买了最精美的玉石并收藏在圆明园。最受珍视的玉石是嫩绿色的，中国人称之为翡翠，甚至一小块都非常珍贵。纯白色的玉石，如果足够清澈，也备受青睐，里大量收藏，均雕刻精美。在有些房间里，大箱子里装满了用玉石制作的帽子、花瓶、盘子等物。……总体而言，虽然圆明园是中国皇家园林的精品，但我并不认为任何来此参观的人不为之失望。它缺乏壮丽之气，而这是任何细致的造园与精美的装潢所无法弥补的。[36]
3 关于法、英联军劫掠圆明园的过程
法国作者比较了英军对圆明园的劫掠行为与法军在圆明园的所谓“相对自律”：
法军严格遵守蒙托邦将军的命令，而跟随帕托团长入园的英军军官就无法自律，开始随意地投入到人们后来称之为“搬迁”的行为之中。玻璃被击碎。虽然将军的在场仍然起到一定的阻止作用，但他们每个人都专注于挑选各种艺术品，完全不顾其物质价值 ……/人们感觉这些财富是用鲜血换来的，是战利品，而且法军首先来到了圆明园，如果英军先来的话， 他们一定不会有我们的克制，等待他们来后分享，恰如他们在河西务（Rho-se-wou）与张家湾（Tchang-kia-ouang）时就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并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后，圆明园的“大搬迁”开始了，但这只是部分的“大搬迁”，与英军习惯于在所到之处尽可能地洗劫一空当然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士兵与其说是唯利是图的劫掠者不如说是挥霍者。他们的内心充满着审慎，从未忘记自己是在高贵的旗帜指引下前行，仅占有了他们可支配财富的十分之一。证据是他们轻易即可聚集大量财富，但其中却很少有人想借此发财。[37]
然而，担任英军军需主任的沃尔斯利却认为法军在圆明园的所作所为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劫掠与恣意地毁灭”：
在我们的法国盟军面前，这个帝国的财富与珍宝均成为了躺在地上的猎物。所有的房间与大厅都向他们敞开，里面摆满了本土与欧洲的艺术珍品，价值连城的花瓶与坛子，以及丝绸、绸缎与刺绣。他们一开始要么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劫掠，要么就对那些无法搬运的重物给与恣意的毁灭。 卫兵被安置在各处，但毫无用处。一支军队一旦开始了抢掠就难以停下来。 在此时，人性让那些由纪律施加的约束全然无效，其结果是即便是最纪律严明的军队都要腐化变质。士兵无非是长大的男生。劫掠某个地方所带给他们的狂喜瞬间将长留在士兵们的记忆中。[38]
不过，这位英军军官也不得不承认与英军相比，法军在获得财富后并不会像英军那样忘乎所以，而是相对自律：
我相信这种败坏军心的影响，在法军那边相对于英军这边要弱些。法国人天然地比起满不在乎的英国人要更节俭些。英国人往往挥霍金钱饮酒，并找朋友狂饮。三天后法军移师北京城外驻扎地时，他们似乎已恢复了军纪，并且像此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整装待发，日常生活秩序都已正常。[39]
不过，这位英国作者一边强调焚毁圆明园的“明智性”，同时也决不轻易放过讥讽甚至谴责法军的机会：
我感觉焚烧圆明园极大地加速了事件的最终解决，同时加强了我们大使的地位。但我们的盟友在圆明园劫掠了所有并摧毁了部分建筑物后，反对我们给予其工作做最后的完结。他们认定彻底摧毁这些宫殿将是哥特人式的野蛮之举。奇怪的是，这种想法怎么没有在其对此地进行大肆劫掠前出现在我们高卢友军快速反应的意识里。他们拿走或无情地摧毁了圆明园范围内所有的珍宝，而仅仅把那些建筑物的空壳留给了我们，让我们据此来报复针对我们不幸国人的残忍迫害。[40]
紧接着，英国作者也描写了英军对于圆明园的劫掠，当然是尽量为己护短，将圆明园劫难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友军的贪婪：
我们的盟友忙于收集劫掠物，迟至10月9日才撤离圆明园向北京城进发。因此，我们的许多军官才有机会参观宫殿并获取财物，而我们的士兵被严格地留在了营地里。那些机会特别好有车有时间娱乐的军官们，将大量的财物带回到了营地。看到自己的盟友财富滚滚而入，甚至自己的上司均多少获得些珍玩，而自己却一无所有，这让他们很恼火。我们的总司令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的军团逐一前去圆明园，但法军当时就在其内， 同时回想起我们的军队在德里陷落后的所作所为，这些成为了我们避免作此安排的强有力理由。在克灵顿爵士于10月7日参观了圆明园后，有一屋子的珍宝被发现，经过我们的战利品代理安逊少校的积极努力下，其中的一小部分归我们所有。珍宝主要是金锭，由我们占有的部分约达八九千英镑。如允许我们的军官个人保留其在圆明园所得，而士兵们却一无所得， 这将对后者极为不公。因此，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军官将所得财物全部交到战利品代理处。该职位的设置旨在接收所有诸如此类的财物，以便在现场通过公开拍卖会予以出售，所得将即刻在军队中进行分配。拍卖会在一处大型的佛庙前巨型，共拍出了123 000元，使得战利品代理可以给英军士兵每人发放17元（近4英镑）。军官被分为三个等级，也收到了各自配额。[41]
这位英军作者认为军队中“以敌人为代价来让自己致富的诱惑力巨大”，乃人性的自然表露，仅用命令的形式予以禁止往往收效甚微，而任其自然又往往会败坏军纪动摇军心。在他看来，采用上述的战利品充公拍卖后在军中进行分配的方式才是最为合理的。有趣的是，在发现珍宝的同一个屋子里，半个多世纪前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不远万里运来赠送给乾隆皇帝的大量礼品，在古董堆里同时重见天日了。其中有大量的各种形状、尺寸与年代的手表被法军士兵发现，并被他们在私下里卖给了英军军官。这也可谓是六十年一个轮回，“物归原主”了，只不过彼时是作为英王的国礼郑重赠予，而此时是作为英法联军征服者的占利品而予以“豪夺”！
4 关于焚毁圆明园的描述
关于焚毁圆明园的计划，英国公使额尔金在10月16日单方面在向恭亲王的最后通牒中首先提到：“圆明园似乎是英法人员遭受极其残忍折磨的场所，必须被夷为平地。此条件不必得到阁下的接受，将即刻由联军总司令执行。”[42]显然，额尔金认为法军在联军中处于从属地位，诸如此类的决策是不必经双方协商的，而且在其心目中此处的联军总司令即英军司令。 同日，法国统帅在接到额尔金的通报后，对于英军将摧毁圆明园的决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至于摧毁圆明园，一处不设防的乡间地点，至少在我看来，与我们的复仇宗旨不相符，因为这丝毫未能补偿我们为之伤心哀悼的国人所遭受的虐待。在我看来，在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眼中，彻底摧毁北京皇宫（Palais de Pe-King,指紫禁城）这个象征皇帝权力的处所，才是比焚毁一处避暑园林更引人瞩目的复仇行为。我将建议联军统帅们即刻摧毁北京皇宫，……[43]
然而，额尔金当即拒绝了法军统帅的建议：
但我不会放弃有关摧毁圆明园的条款。……我已告知恭亲王，如果在 20日中午前未收到答复，……我将请求【英军】总司令摧毁北京皇宫。无疑，上述措施在您看来可能显得粗暴，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可怕的暴君，而我们必须让其感受到须为其行为或准许的做法承担责任。[44]
次日，法国公使正使回复额尔金道：
至于摧毁圆明园，这让我无法接受，我也不愿意在与恭亲王谈及。但如果蒙托邦将军（法军总指挥）愿意参与，我当然不会予以谴责。[45]
当日，蒙托邦将军即致信法国公使表达态度：
克灵顿将军将于明日指挥一个师开赴圆明园。这在我看来将让所有的谈判停顿下来。我相信我们应该向额尔金勋爵提出抗议。如果您与我一样认为可行的话，我准备即刻行动了。虽然我们尚未清楚，但他执意要实施这个从表面上看完全非理性的行动，一定是有其动机的。[46]
法国公使对于总司令同样反对焚毁圆明园感到高兴，但并不赞同其向英军提出抗议：
您拒绝参与焚毁圆明园，我感到很高兴。您与我出于各自的自由行为而对此加以反对，事实上是最真实的抗议，而且在我看来，这比任何具体的抗议举动更有价值。一则考虑到目前提出抗议有些迟了，二则在此联军正需要协同之时，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将有诸多不便。我们希望在欧洲人的眼里，恰如在中国人的视野下，在此事件中我们扮演了良好角色。[47]
然而，从今日回望160年前这段激烈冲突的中西关系史，我们中国人其实并不认同在对待圆明园上英法有别这种看法。其实，即便是法国作家雨果在圆明园被焚毁次年答复一位爱尔兰藉军人的信中，也明确表达了法国同英国一样，对此世界文明史上的劫难难逃其咎：
这个神奇之境消失了。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在劫掠， 一个在放火。从此看来，这场胜利也许更是一次盗窃。对于圆明园大规模毁灭的事工，须由这两个征服者来平分秋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 而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所作所为！[48]
关于英军烧毁圆明园，中方史书《清史稿》与《北京史》分别有如下记载：
时帝适秋猎，自行在诏以恭亲王奕訢为全权大臣，守京师，并诏南师入援。……恭亲王、桂良驻城外，而英师已薄城下，焚圆明园。[49]10月18日，大批英军出动，明火执仗地遍烧圆明园未烬殿宇以至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的宫殿楼阁。大火延续了两天两夜，浓烟蔽天，北京城内都能望见烟尘并闻到松木气。这座周围二、三十里，历一百几十年耗费无数劳动人民心力血汗所建成的圆明园，几天之内就在侵略者的野蛮破坏下化为一片废墟。[50]
以上两处中方记载均不涉及英军之所以下令焚毁圆明园的动机。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对此则有一段较为详尽的叙述与深入的分析：
所谓虐待俘虏、激怒英国，并不是火烧圆明园的最主要原因，只是火上浇油而已。英国统帅额尔金发现咸丰皇帝最爱圆明园，所以他一定要烧， 才能使中国皇帝感到痛；我觉得还有另一层原因：因在烧毁之前已把园内最好的东西抢劫一空，将整个园一把火烧了，被抢的珍宝便无法追索，未尝不是一种故意灭迹的行为。我也不认为额尔金之流会在意历史上的骂名……[51]
当时的英法联军，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是要刻意羞辱“野蛮的中国人”。参与此役的英国格兰特（Hope Grant）将军即以狠狠“打击了中国的骄傲”而得意，要中国人知道，他们“绝非欧洲人的敌手”。[52]
总之，在汪先生看来，英军执意要即刻彻底焚毁圆明园，其动机至少有四：一、为联军劫掠圆明园珍宝灭迹，二、惩罚咸丰皇帝，三、为清军、 清政府扣押、虐待英法谈判人员复仇，四、羞辱中国并打击中国人的傲慢。
关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法国作者首次提到的是联军想以此作为向清政府“最后通牒”的威胁筹码：
联军的外交官们，自此以后确定履行法军司令蒙托邦将军的坚定决心（即在冬天到来前撤军），于是断然地向中国全权代表宣布：如果和平协议在【10月】23日时未能签署，那么联军将在同一天焚烧圆明园，但这不包括北京城内。/我们想就此告诉帝都民众，我们前来发动战争，针对的并非他们，而是其政府。[53]
接着，作者将焚毁圆明园的责任推卸给了英使额尔金爵士：
额尔金爵士的愤怒与日俱增。如果说中国人迄今未做出格的事来恐吓他们，他对于中国人也并无好感。他建议焚毁圆明园。/但蒙托邦将军坚决拒绝参与任何此类行动中。/我们的拒绝并未动摇英国人，他们还是遵从了这位使节的建议。18日，他们派遣了一个分队，将这个辉煌的皇家园林彻底摧毁，无一幸免！皇家住所、堆积着愈四十个世代的文学艺术品的图书馆、比我们的文明史还要古老的塔，均被付之一炬。大清官员站在北京城墙上，即可看见这场大火的烟柱。同时，英国人一如既往地将10月7-8日搬剩的财宝独占。[54]
然而，仅就军事策略的“实用主义”来说，这位法国作者显然是赞同英军火烧圆明园的举措，以便给清政府一个沉痛教训并让联军赶紧脱身的。 同时，他还对法军司令坚持须信守诺言表达了赞赏，但也婉转地批评了自己的上司在军事行动中的优柔寡断：
摧毁圆明园是一个难以达成和解的行为，但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借此可以达成和平。……/蒙托邦将军应该考虑他人关于此事的意见，应该征询军人的判断，尤其是要评估形势的需要。在此种境况下，他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无疑是可敬的，但却是个错误，因为当一个人担任军队的主将时， 其行为不能受制于古董商式的考虑。[55]
关于彻底摧毁圆明园的必要性，这位作者从两个方面去找理由：一、清廷虐俘，而地点据他们认为就在圆明园（其实真正的禁囚地在圆明园附近的官员住宅内。这方面联军当时已根据囚徒遗落物大致知晓）[56]。为了报复，必须惩罚这些灾难的制造者——咸丰皇帝及其廷臣，而焚毁其珍视的“夏宫”显然是最好的选择。二、中国官员在谈判中一直采取拖延策略， 而这对于联军极为不利。为了尽早结束谈判签订协议，必须设定期限，过了期限将焚毁皇宫——“从圆明园开始”。因此，“圆明园的一把火成为了当头一棒，挫败了其所有的算计”[57]。然而，英军比原先承诺的时间提前了五天，作者并未对其不守承诺、出尔反尔提出谴责；同时还不忘为蒙托邦将军拒绝英军指挥官要求法军不顾承诺提前焚毁紫禁城的请求，添上赞赏的一笔。[58]
然而，英国作者显然觉得联军不顾预先承诺提早焚烧圆明园乃事出有因，完全“合理合法”，他概要性地转述了额尔金在焚毁圆明园前夕对恭亲王的最后通牒：
在10月17日【应为16日】，额尔金勋爵写信给恭亲王称，在霍普·格兰特爵士本月 10 日向其致函时要求占领安定门，并列举了其不摧毁北京城的条件之时，他并不清楚自己的国民受到了野蛮的虐待，而他们是因遭（中方的）阴谋诡计而被俘的。在撰写本月 10 日的信函时，格兰特爵士也是相信他们安然无恙，因为恭亲王阁下在许多通报中均予以了保证。自从该信发出后，我们已确认被俘人员中的半数曾因遭受非人的待遇而被残忍地谋杀了。阁下的言而无信，让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于上信中所列的诸条件不予遵守。……作为对于中国政府所犯令人发指罪行的进一步报复，我们意在即刻焚毁圆明园所遗留的一切，在其范围内，数位英国俘虏“遭受了最粗暴的非人待遇“。这不必征得阁下的同意，因为那些宫殿出于我们占领之下。[59]
于是，英国人于次日便不顾后果地对圆明园下手了。据这位英国军需主任的描述：
10月18日，第一师在约翰·米歇尔少将（Major-General Sir John Michel）的指挥下，从北京城外的营地出发开进到圆明园，然后点火焚烧了园内的所有皇家宫殿。本日与次日两整天，那些昔日金碧辉煌的景色上头被浓浓的黑烟笼罩着。微弱的西北风将一团团浓烟刮到了我们营地上方并进入了帝都城内，甚至还有大量的余烬随风飘荡过如此远的距离，向城内大街似大雨般倾盆而下。这便是在中国皇宫内肆意摧毁并报复的无声而确凿的证据。 在那两天往返于圆明园与营地时，头上的烟云遮蔽了光线， 似乎我们正经历长时间的日全食。周围整个世界均暗影重重。……到了19日晚间，圆明园已不复存在了。同时，就在其附近，大自然的本身面貌似乎也变了样：剩余的一些熏黑的山墙及成堆焚烧过的木头向人们指示着那些皇家宫殿曾经的位置。在许多地方，建筑旁的易燃松树也一同被火吞没， 仅留下了炭化的树干残留在那儿。当我们首次进入该园时，它们曾美轮美奂，如同仙境；而当我们在19日撤离时，遗留下的是毁灭后荡然无存的荒凉废墟。[60]
其实，英人执意要彻底毁灭圆明园，除了上述的出于对中方虐俘的报复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利益考虑，而英国作者对于这一层意义陈述得也是直言不讳：
中国官员性格中的最脆弱部分乃为其傲慢自大，而摧毁圆明园是击打中国皇帝“世上唯我独尊”膨胀观念的致命一击。皇帝的财物被认为与他本人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摧毁其最珍惜的住所即为我们占有优势的最强证据；这个事件也让中国人清醒， 不再荒谬地相信其君主能君临天下。 [61]
因此，与其说英军焚毁圆明园是对眼前在清军手里死了二十位被扣人质的报复，毋宁说这个成功崛起的西方第一强国是要雪耻自17世纪以来英商在中国外贸口岸所遭遇的“困境”，尤其是1793-4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与 1816 年的阿美士德使团因中国皇帝之傲而不考虑给与英国平等待遇结果只得铩羽而归甚至蒙受被驱逐出京的“耻辱”。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们开始给中国订规矩，而非像前几个世纪那样须“屈从于”中国的规矩，那么西方列强首次以组建联军方式击垮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则标志着这种进程的急剧加速与难以逆转。诚然，这个在18世纪末即被英使马戛尔尼喻为“一艘古老、疯狂、一流战舰”[62]的中华帝国，自此一役后一蹶不振、支离破碎、气数已尽。中国史家感叹道，“咸丰庚申之役， 联军入都，乘舆出狩，其时英、法互起要求，当事诸臣不敢易其一字，讲成增约，其患日深；”[63]而西人则认定此为西方中国观发生逆转的分水岭：“中国远征让事实暴露无遗。数千名欧洲人即足以让有四、五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俯首听命。当人们想到这里，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6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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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叶向阳：北京外国语大学。
[1] 其中英军（包括由印度殖民地派遣以锡克人为主的部队）出动12000人，法军出动 8000人。在整个军事与外交行动中，大致是英军及其外交人员占主导地位，包括进军圆明园及将其焚毁的决策与实施。因此，这场带有浓厚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色彩的军事兼外交远征，其实施者被称作“英法联军”而非“法英联军”，实为名至所归。
[2]在西人看来，发生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后爆发于1839-1840年的中英战争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1856-1859年的中英战争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而发生于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天津、北京并劫掠焚烧圆明园的战争为“第三次鸦片战争”。但在中国史书中，一般将发生于1856-59年、1860年的两次军事冲突合称作“第二次鸦片战争”。
[3] 参见 Bernard Brizay, Le Sac du Palais d’Eté. Troisième Guerre de l’Opium. Edition du Rocher, 2003, 2009,pp. 14, 270-1, 361. 葛夫平在其《法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载《近代史研究》97：1，1997，97-115）中有如下叙述：“7月19日，法英两国全权特使、远征军总司令及海军司令在芝罘孟托班住处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最后确定英法联军于7月28日在北塘河登陆，并决定由法军高级官员总参谋长施米兹（Schmits）、海军上校布古阿（Bourgois）、 海军中校迪潘（du Pin） 等人负责北塘河的勘察工作……”（第 106 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4] 在其所著《关于 1860 年中国之役的记述》（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 1862）的书名页上，该作者被冠以下列头衔：第九轻步兵陆军中校（Lieut.-colonel of the 9th Light Infantry）、远征军军需主任（D.A. Quarter-Master-General to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5] Brizay, op. cit., pp. 217, 268-9.
[6] Paul Varin, Expedition de Chine. Paris: Michel Levy Freres, libraries-editions, 1862, pp. 174-5.
[7] G. J. Wolseley,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and Roberts,1862, pp. 161-3.
[8] Henri Cordier, 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60. Histoire Diplomatique. Notes et Documents. Paris: FélixAlcan, éditeur, 1906, p.324.
[9] Ibid., pp. 376, 384. 同时参见 Brizay, op. cit., p. 322.
[10] Varin, op. cit., pp. 220-221.
[11] Brizay, op. cit., p. 259.
[12] Wolseley, op. cit., pp. 223-24.
[13]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324页。
[14] Varin, op. cit., p. 225.
[15] Petit Robert des noms propres, rédation dirigée par Alain Rey, 2003, p 2241.转引自孟华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296页。
[16] Varin. op. cit, p. 226.
[17] Ibid., p. 228
[18] Ibid., p. 232.
[19] Ibid., pp. 232-234
[20] Wolseley, op. cit., pp. 232-4.
[21] Ibid., p. 234.
[22] Ibid., p. 235.
[23] “往正大光明殿的东边走去，就是勤政殿，这是由许多殿堂组成的一个大庭院，富春楼在后面，芳碧丛在前面，中间夹着保和殿与太和正殿三楹。勤政殿是清代皇帝接见臣工、审阅奏章和简单用膳的地方，作用跟紫禁城里的乾清宫一样。……自雍正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为清朝皇帝用来处理国家大事的听政场所，乾隆给这个景点命名为‘勤政亲贤’。”见汪荣祖著，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第64-65页。
[24] “在九州”南北轴线上的岛屿，容纳了三座由北向南排列的建筑群，分别是七楹宽的“九州清晏”、奉三无私殿和五楹宽的圆明园殿，面向前湖。这三座宫殿排列在大宫门的中轴线上。在这三大宫殿的东边矗立着“天地一家春”和“承恩堂”。承恩堂是后宫嫔妃的住所；在三大殿的西边是有名的清辉阁，在1737年到1860年之间，圆明园四十景的绢本彩绘就是挂在这里的北壁上。”见汪荣祖上引书，第 66-67页。将原文与上文对照， 基本可确定这所谓的“第三皇座大厅”即奉三无私殿或圆明园殿。
[25] Varin, op. cit., pp. 234-5.
[26] Ibid., pp. 235-236.
[27] Varin op. cit., p. 240.
[28] 有可能指圆明园最大的湖泊福海或九州青晏（帝后寝宫区）所在的后湖。
[29]该词在法文中表示“掌玺大臣公署”、“司法部”或指德国的政府首脑行政公署。根据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与绮春园）的布局，园内的公务处所仅有供皇帝使用的正大光明殿（皇帝上朝听政之处）与澹怀堂（皇帝处理政务之处），而在大宫门前面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主要政府部门（包括内阁、六部、翰林院、宗人府）的官员办公处所。因此，笔者认为此处作者以为是“Chancellerie”(即政府某职能部门的办公地)属误解。
[30] 这个西洋楼群乃这群法军的同胞、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及意大利籍修士郎士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设计建造的。
[31] 以上均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1767年送给乾隆的礼物。参见《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汪荣祖著，外研社，2010），第129页。
[32] 很可能指的是长春园中央岛北部西侧法慧寺中高约22米、以鲜艳琉璃瓦建造的宝塔。高大的塔楼坐落在巨大的汉白玉台阶上。参见《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103页。
[33] 英法联军所涉足、劫掠与焚烧的范围，除了圆明园（包括长春园、绮春园）外，还包括万寿山（即今颐和园）、玉泉山与香山等皇家园林与宫殿。参见 Brizay, op .cit., pp. 348-9.
[34] 可能指万寿山或玉泉山上的塔，按距离来讲，更像是万寿山，玉泉山距离圆明园的距离至少五六公里。
[35] Varin, op. cit., 246.
[36] Wolseley, op. cit., p. 236-7.
[37] Varin. op. cit, pp. 236-237.
[38] Wolseley, op. cit., pp. 224-5.
[39] Ibid., p. 227.
[40] Ibid., pp. 279-80.
[41] Ibid., pp. 237-8.
[42] Cordier, op. cit., p. 370.
[43] Ibid., p. 372.
[44] Ibid., pp. 373-4.
[45] Ibid., p. 374.
[46] Ibid., pp. 380-1.
[47] Ibid., p. 381.
[48] Victor Hugo Œuvres complètes,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72, t. XIII, p. 979.
[49]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97页。
[50]《北京史》，第325页。
[51]《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双语版新序”，p. III.
[52] 同上，“繁体中文版引言”，p. xiii.
[53] Varin. p. 265.
[54] ,Ibid.,pp. 267-268.
[55] Ibid., p. 268.
[56] Brizay, op. cit., 319.
[57] Varin, op. cit., p. 269.
[58] Ibid., p. 270.
[59] Wolseley, op. cit., pp. 276-7.
[60] Ibid., pp. 279-80.
[61] Ibid., p. 281.
[62] 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1842, vol. VIII. Ed. J. L.Cranmer-By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212.
[63]《清史稿》（二），第1185页。
[64] Varin, op. cit., p. 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