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的建筑
祁 爽 张凤梧*
摘要：乾隆朝建立的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均供奉写仿五台山殊像寺中的文殊菩萨，两者同时也都是满族藏传佛寺。本文通过考述寺院营建相关的历史文献，调查寺院建筑实物，对正觉寺和殊像寺建筑营建展开研究，分析两者的空间特色和意象，并探讨其中存在的因应关系。
关键词：文殊信仰；殊像寺；正觉寺；乾隆；园林；宗教空间
1 前言
乾隆二十六年，乾隆皇帝为母祝釐第三次西巡五台，在五台山殊像寺瞻礼新样文殊菩萨。“山麋有寺曰殊像，传是文殊示现处，妙相端严，瞻仰生敬。辛巳春，奉圣母幸五台祝釐，瓣香顶礼，默识其像以归。”[1]因对殊像寺中供奉的文殊菩萨心生敬仰，乾隆皇帝于保阳行宫内亲笔绘制文殊手稿[2]，并在回銮后的十余年间完成了纸本画像、碑刻画像，以及在寺院中供奉泥木塑像多种形式的摹写作品（图 1-1、1-2、1-3）。
其中，乾隆皇帝先后营建了三座供奉文殊菩萨的寺院——香山宝相寺、圆明园正觉寺[3]、承德殊像寺，建寺时间分别为乾隆三十二年、三十八年、四十年。三座“文殊道场”中，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建造时间仅间隔一年，两者的建造渊源更为密切。一方面,寺院布局存在许多的相似之处，均以八方亭供养文殊菩萨，形制相似。另一方面，两主殿中法器的制作也有交流。据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九年殊像寺正在建造时，主殿会乘殿内的五供便是按照正觉寺五供的式样进行放大制作的[4]。
虽然两座寺院除复制五供的文献记载以外，并无其他资料证明营建上的关联。但通过上述线索所示，殊像寺的营建很可能受比它早一年建成的正觉寺的影响。本文认为，殊像寺主路院建筑布局以正觉寺作为设计蓝本，就山地条件设定了新的设计理念，营造出不同空间意象。同时整体的院落尺度也因之产生了许多相似但不同之处。
2 寺院选址
首先，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文殊均建立在御苑离宫中，但外部环境的地形条件差异显著，这也是影响寺院建筑营建的主导因素。
正觉寺位于圆明三园之一的绮春园南部边界上。绮春园是一座平地园林，寺内各院落没有明显高差。承德殊像寺则处于避暑山庄以北的山地狮子沟北麓，属山地寺院，寺院前部地形与正觉寺相似，为平地空间，从会乘殿起，后部地势逐渐增高，寺院南北高差达为 27.6 米。
3 布局、形态、功能
圆明园正觉寺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 1266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659 平方米。寺院分东西两路，西路为主院落，东路侧院，为僧人生活附属用房。主院落为中轴对称式布局，以东西墙划分成四进院落（图 3-1）。中轴线上依次设有山门、天王殿、正觉殿、殊像阁、最上楼，两侧分列钟鼓楼、三组配殿以及转角房。
承德殊像寺寺前列有一对石狮，寺院共分三路，主路居中，中轴线上设有山门、天王殿，会乘殿、宝相阁、清凉楼。前院东西列钟鼓二楼，中院有馔香室与演梵堂、面月殿与指峰殿两组配殿，后部有云来殿与雪净殿、吉晖殿与慧喜殿两组配殿。其中，新样文殊独供于八方亭宝相阁中。寺院地坪自会乘殿起逐渐抬升，后部为人工堆叠的假山区。主路西侧后部设有一组以香林室为主室的庭院空间，为皇帝行宫之所。现殊像寺仅遗存山门、会乘殿，以及 2002 年在原址上重建的宝相阁（图 3-2）。
3.1 布局与建筑特征
就寺院主路的布局与建筑形制来看，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存在许多的相似之处。
正觉寺与殊像寺的主院院宽基本接近，沿着中轴线依次布有山门、天王殿、大殿、八方亭、后罩楼五座主要建筑。同类建筑的尺度相差不大，殊像寺建筑形制整体略高于正觉寺。虽说前部空间的布局以及后罩楼的收尾形式整体上呈现伽蓝七堂之制[5]，在明清汉地佛寺的空间组织中存在普遍性。但在寺院后部中轴线上，大殿后设置佛亭同供奉文殊菩萨却并不多见，是两寺独有建筑布局特色的体现，可以明确两寺间的继承关系（图3-3、 3-4）。
承德殊像寺占地2.4公顷，是圆明园正觉寺面积的2倍。但就主路院落来说，殊像寺宽约63米，正觉寺65米，两者基本接近。
在各进院落里，两座寺院在中轴线上的建筑观望仰角趋势相似，前两进院落建筑视角平缓，从大殿之后仰角明显提高，观望文殊八方亭时均超过 30°。因而均形成前部开阔，后部紧凑的外部空间效果（图 3-5）。
在围合的封闭院落中，观望建筑视角取决于院落的进深，即视距（D）与建筑垂直方向上的尺度（H）的比值。两座寺院各进院落的建筑仰角接近，但由于处在不同的地形环境里，殊像寺随着进深方向前进地坪逐步升高，建筑垂直高度增高，因而从第二进院落开始，寺院的进深较圆明园正觉寺尺度更大。
两座寺院前后空间虽反差明显，但各个建筑仰角均在 14-45°之间，依然未超出建筑外部空间近观视距所要求的合理视角范围，仍是具有“人情味”的空间。
3.2 功能构成
就寺院空间功能构成来看，正觉寺处于御苑之中，仅承担礼佛功能。而殊像寺虽同样处于皇家园林中，因位置相对偏远，同时设有礼佛空间和行宫空间，提供拈香与休憩之所。
殊像寺西侧设有一处以香林室为主的附属行宫建筑群，为乾隆皇帝在寺中拈香后休息的地方。殊像寺行宫应是沿用宝相寺于寺侧设行宫之制，并取其“香林室”之名（图3-5、3-6）。“寺旁筑室三楹，额曰香林室，又楼三楹，额曰倚云楼”[6]，行宫以弧形院围合，三座建筑沿院墙布置，中心为庭院空间。其中，北部正中为三间香林室，东西分别为四方亭、倚云楼，两者以连廊与香林室相连。作为休息场所，香林室与倚云楼内布有乾隆皇帝御笔字帖，宫廷画师董诰、胡桂画作，别具文化气息。倚云楼又名梳妆楼[7]，是行宫中唯一的二层楼阁，适用于远眺观景。四方亭则兼具观景、点景之用。
3.3 空间形态
就空间形态而言，正觉寺主路格局严谨对称，等级分明。殊像寺不同于正觉寺，在寺院中同时营造了规整与自由的空间。
在殊像寺大殿以北的后部空间中，凭借外部山地自然条件堆叠山石，与人工造景结合，并以植物进行点缀，形成以山体为架构主体的园林空间。另外，在寺院后部西侧同样以假山作为空间构成的主体要素，营建寺院附属园林行宫。可以说，承德殊像寺在组群内同时容纳了宗教与园林空间，形态更为丰富。西侧香林室行宫居于寺院地势较高之处，以假山构架主体，与宝相阁周边的假山相通。关于行宫的环境及意境特色，诗文中曾描述：“庭树有嘉荫，砌葩无俗芳”[8]、“塞上富林者，兹以近佛地”[9]、“山楼两架倚晴晖，莫谓无云便拟归。试看青葱峭茜者，蔚林诡石岂其非。”[10]行宫之中林木葱郁与假山怪石相映成趣，同时强调地势之高耸，登临楼阁可观天赏云。
4 核心佛教空间意象
4.1 集中向心的空间意象
4.1.1 影响因素
三座寺院作为文殊道场，建筑空间营建的核心首要集中于文殊菩萨神圣意象的塑造。
乾隆皇帝通过塑像写仿以及寺院营建，将文殊信仰由五台山转移至皇室领地，这一过程中佛像与信众两个参与对象产生了变化。
五台山殊像寺作为一座全国性的文殊道场，基于地域赋予的宗教权威性，在长久的发展历史中逐渐确立起文殊信仰的关键地位。历代不乏有僧人与群众前来朝拜，信众广泛。在寺院中主要的朝拜空间大文殊殿中，殿内以文殊塑像为主尊，两侧塑有多尊胁侍，两山及后墙有悬塑，文殊像背后有渡海观音壁塑[11]。明弘治九年重建大文殊殿，重塑殿内的佛像，之后整体上仍保持着明代遗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些主题、制作时间以及塑造形式不同的佛像在同一佛殿空间中供养，得以将殊像寺的宗教典故传说与历史信息全面丰富地呈现，以此凸显殊像寺作为文殊道场的神圣性，增强对群众的宗教信仰吸引力量（图 4-1、4-2）。
而新的文殊道场与之不同，乾隆皇帝只选择了新样文殊像以及韦陀、于阗王两尊胁侍进行移植，大文殊殿中的其他佛像和供奉物则在写仿过程中均被忽略。并且在诗文中，乾隆皇帝也仅是表达对于文殊菩萨的赞颂。与此同时，作为皇家寺院，真正意义上朝拜文殊菩萨的信众只有皇帝一人。
建筑空间作为容纳宗教偶像与神圣仪式的场所，相应地也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从多尊佛像的供养到文殊菩萨塑像的独供，从全国道场到皇帝的个人道场，供养对象与朝拜信众的变化，使新的文殊供养寺院的建筑，正觉寺殊像阁、殊像寺宝相阁具有相同的特征：以文殊为中心，建筑空间集中更加明确与突出文殊菩萨的核心地位。建筑由内到外，整体均围绕文殊为中心进行集中向心的空间塑造。与此同时，新供养的文殊像在体量上与原像大小相当，未过于夸大。因而供养文殊的建筑，形制的选择首先满足容纳佛像的功能需要，并未过于夸大凸显建筑外部形象宏伟，而是利用内外的空间组织、视觉效果、空间意象多种创作手段的整合，突出文殊供养空间的核心地位。
4.1.2 空间分析
4.1.2.1 正觉寺殊像阁
以殊像阁为中心，营造出类似于藏传佛教建筑宇宙模型的密宗表达——“曼荼罗”图示的空间意象，实现对文殊菩萨供养空间的聚焦。
从平面布局形式来看，殊像阁所在的第三进院落，进深较前两进院有所增加，平面长宽比近方形。其中，东西配殿南侧不设殿座，利用两重围墙与东西配殿形成连续围合的边界。殊像阁处于这一方形空间的中心，具有统领性地位（图 4-3）。与此同时在建筑外部形态上，殊像阁重檐攒尖屋顶具有聚集向上的空间意象；内部空间中，八边形的中心对称性也使其具有向心聚集特点。院落布局与建筑形态的整合，整体上呈现出以文殊为中心的立体“曼荼罗”式的空间特征。
在殊像阁的内外建筑尺度设计中，因观者与观看对象之间的直线距离拉近，造成观角增大，视觉效果上增强了外部建筑形象和内部佛像的神圣之感。
正觉殿、殊像阁、最上楼三座建筑以台基相接加以联系，殊像阁与前后殿座的水平距离分别限定在12.9米。站在正觉殿后抱厦、最上楼前正中位置，完整观望殊像阁时的视线角度大约为 38°（图4-5），此时所看到的殊像阁形象也显得更加高耸。在阁内，文殊塑像安置于贴近北部金柱的位置，参拜者从正觉殿后抱厦走到殊像阁南入口时，与佛台的水平间距约 6.8 米。《成府村志》记载文殊像整体高度约三丈[12]，为 9.54 米。据此测算，观望文殊面部的视角为 41°，观望背光最高处的视角则达到 49°（图 4-4）。从寺院前部观瞻正觉殿内的三世佛，至后部的殊像阁，视角明显增大，视觉上形成鲜明的反差，以此增强了参拜文殊菩萨时的崇敬之感。
4.1.2.2 殊像寺宝相阁
同样，殊像寺在寺院后部利用外部空间布局以及建筑形制，共同营造出向心性聚集的空间。寺院中，供养文殊的殊像阁居于会乘殿后部的假山之上。人工堆叠的假山区占据寺院主路约 1/3 面积，主体部分的四角位置分别坐落一座配殿，假山正南方有后罩楼清凉楼界定空间的后部边界。五座殿座以假山主体为中心，围合出平面近似方形的空间，重檐八方亭宝相阁即处于方形院落与假山的中心（图 4-6）。就寺院后部空间的竖向设计来看，宝相阁居于假山最顶端，由会乘殿后门向假山顶部的宝相阁观望，地势高差造成视觉上的压迫感，使建筑显得更加高耸，进一步凸显重檐八方亭宝相阁立体“曼荼罗”的空间特征（图 4-7）。
4.1.3 创作方法
乾隆时期，北京及周边地区营建了众多皇家藏传佛寺，对于“曼荼罗”这一空间类型的创作和运用已臻于成熟， 在寺院中这一创作往往用于强调特色供养主题的核心地位。两座供养文殊菩萨的寺院便是重要的实例。共同特征是，在创作方法上未以某一藏传佛寺作为原型，而是采用传统建筑的类型学方法，以意象整合的方式进行空间图示的直接表达。“意象整合的方法超越了对具体符号和形式的模仿，直接基于形而上的原型——曼荼罗图示进行创作，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曼荼罗的具象形式，塑造出藏汉等民族前所未有的新型建筑形象。”[13]
4.2 建筑命名
同样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两座寺院的建筑题名正觉寺殊像阁、殊像寺宝相阁中重复使用的“殊像”、“宝相”二词即表达出对文殊妙相庄严的赞颂，并且与五台山殊像寺的关联性得到加强。
就类名来说，殊像阁与宝相阁虽亭式建筑，却以“阁”命名。可见包括宗教建筑在内的传统建筑，命名本身存在着模糊性，并非完全依据建筑形制类型进行定义，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对比这两类建筑，亭类一般为体量小的单层建筑，而楼阁类多为两层以上，用作佛殿建筑较为多见，有多层通高以供养单个大型体量的佛像，也有设多层在各层供养佛像。在建筑形制以及体量上，阁均是高于亭的。这里以阁名亭，建筑形制在类名上得到了提升，传递出建筑“高耸”、“宏伟”的特征含义。而命名的选择中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与认同，有一定的随意性[14]。供养文殊菩萨的建筑以“阁”作类名便体现了建造者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意在突出建筑内部供养佛像的尊崇地位。由此看来，“阁”的类名为“殊像”、“宝相”的题名起到辅助性表达作用。
4.3五台意象
此外，在设计理念上，承德殊像寺超越了圆明园正觉寺单纯对以文殊像为中心的神圣空间的塑造，在寺院后部构建了五台山“清凉圣境”整体意象性写仿的空间创作。首承德殊像寺依山而建，寺院后部高起的地势以及营构的假山，契合五台山地形环境。殊像寺建成后，乾隆皇帝在寺院开光仪式上题写诗文：
“兹于山庄普陀宗胜庙西，营构蓝若，庄校金容，一如香山之制，而堂殿楼阁，略仿五台山，亦名以殊像，从其朔也。夫佛法五分，别见清凉，五峰固文殊初地，香山塞山，非彼非此，矧以竺乾视之，固同为震旦中菩萨示现之境乎？堂殿楼阁，略仿五台山”、“殊像全規臺廟模”[15]。
可以看出，诗中利用地形的相似证明建造文殊道场的合理性，点明承德殊像寺的建成再现了五台圣境。此外，乾隆皇帝还通过建筑的匾额与题名进一步构建“清凉圣境”的意象。寺院后部东西配殿，包括第三进院落的“面月”、“指峰”，假山区的“雪净”、“云来”，“慧喜”、“吉晖”这三组配殿，以建筑文字题名对五台山宗教、地理特征要素进行提炼。后罩楼名“清凉楼”则是对“清凉山”更为直接地题名引用，其楼上题匾“相合台怀”，楹联“地上拈将一茎草，楼头现出五台山”、楼下为“地分台麓示居国，座挹锤峰供养云”[16]，指出此地的建设是对五台山的摹写，并且利用宗教典故，引证了建造合理性。
由此看来，承德殊像寺延续圆明园正觉寺大殿-八方亭-后罩楼的布局形式，通过借用环境优势营造园林化空间。同时利用点景题名，以宏观性的空间形态与宗教内涵的追溯，完成对“五台圣境”意境再现。相较于正觉寺在寺院后部塑造文殊为中心的向心集中式的空间，殊像寺则上升至与整个五台山的关联，对于宗教意象的创作更为全面和成功。
5 结语
圆明园正觉寺与承德殊像寺供奉写仿五台山殊像寺的文殊菩萨，属同源寺院。建筑空间的营建体现了乾隆皇帝的个人创作，出于同样的政治喻义，两寺之间存在相似性，同时基于场地等因素的差异，又各有不同。
正觉寺与殊像寺在建造渊源和寺院布局上关联密切。分析认为，两寺以供奉文殊为同一性前提，后部空间布局表现出同样的特质：即在寺院内塑造出一个以文殊塑像为中心的向心式空间， 凸显出作为“道场”的神圣性，空间营造的具体手法则不尽相同。殊像寺主路在正觉寺建筑布局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并且借自然地势塑造清凉五台的空间意象，产生新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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