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圆明园博物馆建设模式探索

圆明园博物馆  贾贯峰[①]

摘 要：“十一五”以来，大遗址的发展越来越强调遗址博物馆的核心地位，圆明园博物馆根本属性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它具有土遗址的普遍性也拥有自身特点：遗迹众多、遗物数量丰富、室外展陈形式多样、室内展陈场馆多、考古研究广度与深度与日俱增，但同时遗迹观赏性欠佳、精美文物数量稍显不足、展馆分散，且展览中考古遗址的表达深度略显不足。整体上，圆明园已经具备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要素，但仍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资源整合、强化突出：以室内为引子，在室外做文章，进一步强化考古遗址的转化表达，以点带面，聚点成片，打造小而精的展览。

关键词：圆明园遗址 考古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建设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部，古水永定流经之地，是集五朝帝王智慧营造出的一座皇宫苑囿，迄今已逾300年。经历1860、1900年两次大劫难，宫室苑囿早已焚毁，斫雕无痕，珍宝珠玩，早已漂洋过海，难觅形踪。时至20世纪中期，圆明园的石料被大量盗运，挪作他用，遗物被任意带走，流散各地，随后更历经平山、填湖、砍树、建房、种田，山形水系亦面目全非。此后，春秋佳日，再无景物芳鲜，禽奏和声。经过多年努力和建设，圆明园现已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山五园文化带上的重要一环。为全面展示圆明园保护成果，宣传圆明园文化，在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大背景下，成立圆明园博物馆迫在眉睫。但关于圆明园博物馆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

一、形势解析——遗址博物馆的核心地位凸显

1995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提出“大型文化遗址”概念，2005年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投入20亿启动保护工程，自此开启大遗址规划之路。

2006年“十一五”大遗址规划明确了大遗址的构成，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时期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确定了100处大遗址名单，此后大遗址名录在此基础上扩增，迄今仍保持在150处以内。确定了建设大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目标，初步制定建设5处高质量遗址博物馆的目标。

2013年“十二五”大遗址规划，在十一五时期“三线两片”为核心、100处大遗址为支撑格局基础上构建“六片、四线、一圈”为重点、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计划完成90%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建成5～10处遗址博物馆。更加重视安防设施建设和遗址科技展示水平，并引导地方政府增加大遗址保护经费投入。

2016年“十三五”大遗址规划，更加注重遗址博物馆建设，要求重点新建成20～30个遗址博物馆，实现每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均有1处遗址博物馆或展示服务中心的目标，强化课题意识、科技意识、保护意识、展示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加强专业力量建设。

2021年“十四五”大遗址规划，将150处大遗址缩减至145处，向“一园一策”发展，更加重视大遗址的活化利用，突出创新与融合，强化精品工程建设，首次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遗址博物馆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服务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博物馆+考古，博物馆+遗址管理等模式，促进博物馆与教育、科技、旅游等跨界融合，引导遗址博物馆重点强化考古与历史研究、预防性保护、研学教育等方面的职能。

整体上，从“十一五”时期到“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建设有重点、有示范，逐步扩大范围、提升质量，从重视基础建设、管理、展示到信息整合、活化利用、深度发展、提升展示服务水平，越来越重视科技融入、跨界融合、创新驱动、精品工程，越来越重视遗址博物馆在大遗址保护、展示中的作用，遗址博物馆承担着集中收藏遗址成果，系统展示遗址面貌，深入研究遗址内涵，活化传播遗址文化的重任，是连接考古、教育、科技、生活、旅游等多学科、多领域的桥梁，遗址博物馆在当下及未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20年北京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发展目标，2021年九部委出台《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将博物馆事业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鼓励依托文物遗址等设立博物馆，盘活藏品资源，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展陈质量，增进国际合作，创新体制机制。《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同样指出，要守正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互鉴，推动研究型博物馆建设，更加彰显博物馆服务效能。

从以上政策内容及其演变来看，讲好文物故事，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提升博物馆展陈质量，促进博物馆研究力，打造一馆一品特色精品展览，推动文化交流，促进文化繁荣成为当下及未来博物馆的发展方向。近期，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了博物馆的最新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这一概念变化同样体现了博物馆更加融入生活、融入社会发展的趋势。

圆明园是我国首批百处大遗址之一，早在“十一五”时期，圆明园遗址公园便被列入展示园区建设范围，要求“初具规模”。“十三五”时期作为重点实施工程之一，要求重点做好圆明园等遗址的“展示利用提升”，推进圆明园等重要大遗址的“研究、基础设施改造、环境整治和展示提升及遗址博物馆建设工程，并将其纳入国家记忆工程”。“十四五”时期，出版圆明园遗址等重要大遗址考古报告，开展圆明园遗址等文物本体抢救保护项目被纳入重点任务清单。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博事业发展规划也指出，要扎实推进“圆明园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加大数字圆明园推广力度”，“推出圆明园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项目”，“开展圆明园遗址大宫门区域保护展示工程”，“推进圆明园博物馆建设”。《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以正觉寺为核心建设圆明园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以马首归藏为新起点，促进圆明园流失文物回归”。

综合以上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规划、近年来博物馆建设相关规定，以及对圆明园的发展要求可知，圆明园博物馆建设要紧紧围绕着以下内容展开：充分探讨遗址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拓宽博物馆展览主题与视角，强化博物馆展品研究，提升博物馆展览表达水平，促进博物馆走向日常生活。

二、概念辨析——圆明园博物馆是考古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类型，与圆明园博物馆相关的有：考古博物馆、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博物馆等几种类型。下面一一辨析并明确圆明园博物馆的类别性质。

一般意义上，考古博物馆指的是以考古发掘和研究为基础的博物馆。麻赛萍称考古博物馆“是以考古学的学科知识作为展览生命线，以场景再现和知识链接作为典型展览方式的一种博物馆”[②]。黄洋认为考古博物馆是“关于考古学的专题性博物馆，它不仅仅是考古研究所库房的开放式展览，观众看到的不仅是静态的最后发掘出土的遗物，还可以看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现场保护、实验室修复工作、考古研究的动态过程，看到平常不为人知的考古学幕后的方方面面”[③]。孔利宁总结道，“考古博物馆是具有考古学学科特点的博物馆，其收藏、展示与研究的对象是考古学所关注的人类及其所处环境的物质遗产，注重运用考古学理论来开展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实现博物馆的收藏、展示与传播等各项功能”[④]。

由此可知，考古博物馆的展品应与考古工作相关，它的展览应与考古研究相关，它有别于以其它多种途径（包含传世、捐赠、民间收藏等）获取展品，仅展示展品本体的博物馆。比如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常设展览“考古圣地 华章陕西”分为“考古历程”“文化谱系”“考古发现”“文保科技”四个部分，紧紧贴合陕西考古工作的成就，用考古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展示。此外还有中国考古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湖北考古博物馆等一批以“考古”二字命名的博物馆。

事实上，早期探险家发掘所获、盗墓走私、流失地下出土文物等，有时也会列入此范畴。但总体而言，考古博物馆强调与考古工作的密切相关性，但并不强调馆址的所在地。

遗址博物馆则更强调馆址的所在地，它指的是建立在遗址区域的博物馆。根据相关学者研究，遗址博物馆在国外的诞生与露天博物馆、室外博物馆、户外博物馆等密切相关。“遗址博物馆”一词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trailside museum”（译作“路边博物馆”或“路旁博物馆”）的法语译名出现，与如今通常意义上的遗址博物馆关系甚微。1955年一篇名为“Site Museums in Scotland”的文章中首次出现英文“遗址博物馆”一词。后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其定义为“为了就地保存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自然或文化遗产而建的博物馆，即博物馆建在该遗产被创造或发现的原地”，包括生态遗址博物馆、民族遗址博物馆、历史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博物馆等[⑤]。

在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定义众说纷纭[⑥]，人们在谈论遗址博物馆时往往是在讨论考古遗址博物馆，并产生了狭义遗址博物馆和广义遗址博物馆的区分。但笔者认为，从遗址博物馆产生的源起与发展历程可明确知悉，“遗址博物馆”中的“遗址”应为泛指，包含了革命旧址、工业遗址、自然遗址、历史遗址、考古遗址等等，它更强调博物馆展示主体的遗址属性，遗址博物馆当为一个内涵广泛的大概念，只是在实践应用当中，历史类、考古类遗址博物馆占据了多数。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甘肃敦煌莫高窟、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均属遗址博物馆类别。

考古遗址博物馆被认为是狭义的遗址博物馆，特指经过考古发掘之后有必要在遗址地建造的博物馆。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考古遗址博物馆应兼具考古博物馆和遗址博物馆的双重属性，既呈现考古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又建在遗址地，与遗址高度相关。比如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都是该类博物馆的典型代表。张学海认为，“所谓某某遗址博物馆，只不过是在远离遗址的一座建筑内陈列着该遗址的出土文物。这就失去了遗址博物馆的基本特征和优势，同传统博物馆的专题陈列没有多大区别”[⑦]。由此可见该类博物馆位置的重要性。

但在实践工作中，赵光付指出考古遗址博物馆选址存在四种类型：建在遗址本体上、建在遗址保护区内、建在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建在考古遗址附近等[⑧]，即受制于遗址区保护需求的限制，考古遗址博物馆有时并不直接建立在遗址之上，出现“区外模式”，考古遗址博物馆概念的外延在不断扩展，略等于因为某遗址而建立的博物馆，其位置属性呈现弱化趋势。

圆明园是我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1994年藻园、十三所正式考古发掘以来，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含经堂、澹怀堂、大宫门、养雀笼、谐奇趣、海晏堂、远瀛观、桃花洞、如园、紫碧山房、舍卫城、澹泊宁静等。此外，为配合制定圆明园保护规划，勘察圆明园28处景点及西洋楼东半部；为配合西部整治工作，多次在西部进行大面积考古勘察；为配合基建工程建设，发掘101水闸、正觉寺山门前甬路；配合相关保护工程建设，发掘正觉寺天王殿遗址，调查勘探圆明园西北部夹墙、长河，绮春园涵秋馆、正觉寺北湖、天心水面、四宜书屋等，以及长春园五孔闸等诸多遗址，出版或发表了多部考古发掘报告或简报、通讯等。今天，圆明园考古发掘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因此圆明园考古遗址的属性确认无疑。

目前，按照相关政策规划，圆明园博物馆建设将以正觉寺为核心，同时包括西洋楼展览馆，以及规划建设在大宫门的博物馆（尚未建设），这些地点均位于原遗址之上，其展示的内容将以圆明园历史文化、圆明园考古发掘工作、圆明园文物保护等为核心。因此圆明园博物馆从理论上讲，应属于典型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圆明园博物馆的建设和策展也应紧紧围绕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主题进行。

三、现状分析——圆明园遗址优势突出，仍有不足

在进一步探讨建设思路之前，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圆明园遗存现状、展陈现状和研究现状。

（一）遗存现状

遗迹众多。圆明园占地约350公顷，是一座集亭台楼阁、轩榭屋殿、花木鱼泉、山河湖池各类景观于一体的皇家园林，遗迹种类本应十分丰富，但在经历了1860年、1900年的火烧、劫掠，加之后世荒芜，军阀、盗匪等搬运，各路人马平湖造田、原址起建房屋等，时至20世纪，圆明园地上建筑几已泯灭无存，仅残存各类建筑基址。

自正式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圆明园发现的遗迹类型有：殿、室、轩、亭、阁、楼、斋、馆、舍、房、门等房屋建筑遗存，湖、河、溪、桥梁、船坞、水闸等水系遗存，御路、甬路、散水、树坑、排水道等配套遗存等，当中最为常见的形态是磉礅坑、夯土芯、石构件、柏木钉或柏木钉留下的洞。丰富的地上建筑形态反应在地下遗迹的时候往往仅剩下单一的样貌，即夯土与砖石的不同形状组合。这样雷同的遗迹，如果没有很好的展示方法，往往普通观众既看不懂也不爱看。

遗物数量丰富。通过多年的园区清理，考古发掘，加之回归的流散文物，圆明园文物数量达数万件，根据现有公开材料可知，其主要为瓷器、琉璃、石构件、砖等，以及少量铁器、铜器、玉器、玻璃器、陶器等。表面上看，圆明园文物数量并不算少，其中不乏精美的官窑产品，但实际上，上级文物屈指可数，完整、精美件亦历历可数。瓷器以各类碗盘碎片为主，琉璃以黄、绿、蓝色板瓦、铜瓦、勾头、钉帽、挂檐板、砖以及难辨形态的装饰件、脊兽等为主，砖自不用说，除部分残破的砖雕以外，多数为城砖。石构件中不乏相对完整且纹饰精美者，石狮子、石洗、石匾和御笔石刻等，比如“绮交”“翠照”石匾、“柳浪闻莺”坊额、“碧澜桥”石额、“镜香池”石刻等。多数因体量过大，陈于园区，其纹饰往往易为人所忽略，其余体量较小者则以各类柱础石、桥上用石、以及残破的雕花石构件为主。由此可知，圆明园虽文物众多，但真正能够第一时间吸引人驻足观看的其实并不多。目前，“修复1860”项目已进行多期，修复出几十件完整器，文物可看性正在提升。

由此可知，圆明园遗存相对丰富，是一座具备深刻文化内涵的考古大遗址，但其遗迹遗物自身可看性相对不高，需要更多辅助手段提升其观赏性，帮助阐释其文化内涵。

（二）展陈现状

室外展陈形式多样。考古发掘过后，房屋建筑遗存或回填植草标记，或设临时大棚保护，或复建基址，水系遗存多数已通渠流水，部分桥梁进行了复建，有效保护了地下遗址，也大大提升了展示效果。原址回填，地表作草坪，比如藻园、长春仙馆、汇芳书院、鸿慈永祜等；原址复建基址，比如含经堂、万方安和、平湖秋月等；遗址回填，地上砌台植草标记，比如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等；基址原状展示，比如澹怀堂等；覆保护棚遮盖，比如大宫门等；夯土封护加固保护，比如远瀛观等；桥梁复建比如南大桥、如意桥等。什么是土遗址保护展示的最佳方法，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学术界的难题，也是今后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圆明园针对不同遗迹尝试了多种方法，但目前并没有完全找到最佳展示方法，依然走在尝试的道路上，紫碧山房、如园、舍卫城等的具体保护展示方案，仍旧在困扰着大家。

除了遗迹保护展示，园区内还分布有多处石质文物展陈区。天心水面流散文物展区，展出石狮子、石洗、额枋、流碑渠基座、柱头、石座等50余件回归圆明园的石质文物，西洋楼残雕沉思展区展出80余件石质文物。此外，园区内还零星分布着原址覆罩保护、栅栏维护的各类石刻，比如“长青洲”石刻、月地云居夹杆石等。

室内展陈场所较多。目前有室内陈列属性的场所有正觉寺、西洋楼展览馆、同乐园、廉政基地等，计划未来打造的陈列空间还有大宫门区域。从展陈上看，正觉寺目前在展马首回归展，西洋楼展览馆在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展，同乐园四十景图展，廉政基地常年陈设廉政文化，各有主题。从管理上看，廉政基地为一家，正觉寺、西洋楼展览馆为同一部门管理，同乐园内含多家部门，使用主体较多。从展区分布来看，正觉寺位于绮春园宫门附近，西洋楼展览馆位于长春园最东北一带，廉政基地位于长春园含经堂附近，同乐园位于圆明园区域，相互间隔较远，点状分布，加之圆明园内路线曲折，场馆之间往来多有不便。从建筑性质上看，正觉寺为修缮后的古建，同乐园、廉政基地为复建古建，西洋楼展览馆为原址新建，在古建类建筑内策展本身就难度高于现代化建筑，加之大遗址、古建的双重属性限制，升级改造难度大，相应的基础设施会相对薄弱一些。从面积上看，均属小型展览区域，正觉寺建筑面积不足4000平方米，展览馆不足700平方米，同乐园300余平方米，能用于展陈的空间更小。

展览更侧重讲述圆明园历史文化。“（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内容是将考古发掘的工作和研究成果进行形象化的表达”[⑨]，圆明园现有展览包含考古、文物修复、文物回归、历史文化、廉政教育等，但更侧重的是历史文化及文物自身的展示，对于出土地信息、考古工作、研究成果、考古学展示思维的挖掘，与其它考古遗址博物馆相比，鲜有优势。

比如正觉寺马首展，第一展厅以圆明园营建、繁盛、政治、农耕、园居生活为主线，第二展厅以海晏堂、西洋楼为主要内容，第三展厅展示马首，发掘出土文物置于相应单元内，佐证其政治、园居、农耕等主题。西洋楼展览馆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展，有考古成果专题陈列，但仅陈列文物，展示部分发掘工具，对于文物谱系，遗址与遗物的关系等着墨较少。

即，圆明园现有展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室外的遗址展示、石刻文物原址展示，一类是室内的文物展陈、历史文化展示。现有展陈分布很好地诠释了“大遗址公园+博物馆建设”模式的相关要义，但对于考古的诠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研究现状

偏重历史文化研究，考古研究逐步增多。对圆明园的研究起始年代至少可追溯到1860年大劫难之后，其时同治重修测量建筑遗址，外国文豪游记，国内学者废墟感悟等，都可算作早期的研究作品。20世纪初，相关学者开始搜集有关圆明园的文献史料、图纸烫样，并加以考证，有关圆明园兴亡、变迁、园林艺术、建筑、旅游、文物保护、复建争议、老照片、四十景、御制诗、样式雷、数字化展示等的相关研究文章层出不穷，相关内容可参阅《圆明园研究回顾与展望》。考古工作起步年代晚，直至20年代末才出现，进入21世纪之后方进入活跃阶段，考古发掘与档案记载二重证据法研究开始出现，在此基础上才有了科学复建。

考古学本质属于历史学，考古发掘研究的目的也在于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史前时代，因文字的匮乏考古学显得格外重要，明清时期因史料的丰富，考古研究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其它史前大遗址来说，圆明园遗址是清代皇家园林，丰富的史料记载促进了其历史文化研究的繁荣，但也使得考古研究起步晚、研究弱。

综合以上分析，圆明园博物馆建设具备优势条件如下：面积广阔，是考古大遗址公园，遗迹遗物丰富，展陈方式多样，具有多处展陈区域，历史研究相对充分，考古发掘持续长期进行。

劣势有：遗迹遗物单一，可看性较差，场馆分散条件有限面积较小，考古研究的展览转化相对不足。

四、建设探析——进一步资源整合、强化突出

无论是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理论、建设初衷出发，还是从近年来大遗址发展规划的政策要求来看，二者同样强调了考古遗址博物馆要做好遗址保护、研究工作，这是其它类型博物馆所不具备的。实际上，相对于其它类型博物馆来讲，与大遗址公园相结合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具有诸多鲜明的自身特色：它更加关注遗址本身，更加重视考古学研究，更加注重用考古学的思维进行展示。

如前所述，考古遗址博物馆出现之初就是为了就地保护遗址，故而遗址是博物馆的灵魂。对于普通博物馆而言，陈列文物、展示文物更为重要，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首要任务是做好遗址的保护、研究和展示。白岩认为“遗址本身是博物馆展示的中心内容，是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⑩]。张学海提出“遗址博物馆不仅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形象课堂，其中有条件的应当同时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心”[11]，《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中指出，“它依托考古遗址的保护而存在，伴随考古研究的深入而发展，通过将考古发掘的工作和研究成果进行形象化表达，直观生动地向观众讲述遗址蕴含的历史文化，并与考古学形成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紧密联系”[12]。由此可见遗址的重要性、考古研究的重要性，故而圆明园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策展都应紧紧围绕遗址和考古进行。

根据前文现状分析可知，圆明园已具备持续发掘的遗址，不同的遗址展示方法，多个展览场馆、展示历史、文物、考古等内容的展览，持久而全面的研究，此外，还建设有圆明园文物修复中心。即，圆明园已经具备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要素，只是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资源整合、强化突出。

以室内为引子，在室外做文章。大遗址公园+博物馆的模式下，展陈并不局限于建筑内部，也在于建筑之外，甚至建筑之外才是核心，建筑之内是为点睛。室内展陈的目的在于以可视化、形象化的语言、视频、模型、图片等形式说明室外遗存的内容、室外工作的过程和研究成果。圆明园有景点百余处，圆明园的历史沿革、山形水系、营造法式、造园艺术、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治国理政、园居怡情等等，甚至桥梁、船坞、水闸都可以成为一个专题，置身圆明园遗址内，能看到遗址全貌，却无法系统了解某一个专题内容，室内展陈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以“引子”、“目录”的形态展示遗址的总体面貌及专题面貌，让游客对圆明园有系统全面的把握，进而在进园游览时更能看得懂遗迹，更能体会遗迹背后的意义。

进一步强化考古遗址的转化表达。目前，文物修复、考古研学、博物馆展陈分属不同部门负责，仅就室内展陈而言，考古遗址的表达思维还有所欠缺。考古学本身属于历史学，但如果仅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就会沦为纯粹的历史学，而与考古遗址博物馆相悖。考古学讲究二重证据法，策展的时候就要注意历史文献与考古遗迹、遗物的对应。考古学有地层学和类型学两架马车，策展的时候应讲究年代顺序关系、演化过程。考古学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同类或高度相似器物在其它地方是否有馆藏，功能、制作是否一致，与北京其它同类遗迹是否有异同。考古学关注“context”，遗物是否有置于遗迹中展示，是否有背景复原呈现，某个元素出现的背景原因是什么等，诸如此类，均可在策展中体现。圆明园遗迹和遗物都“不好”，直接用遗迹遗物本身，直观的视觉冲击力可能不够，也未必能够达到全面准确地传达考古学内涵的目的，因此可以更加着重用考古学的思维进行策展，转化表达手法，达到传播考古学知识的目的。

以点带面，聚点成片。如前所述，圆明园具有多个可展示空间，且分布较散，互不干扰，各有展览，针对这种特点，可就势打造多个功能区。正觉寺地处公园入口，面积最大，可陈设综合性圆明园历史文化展，西洋楼展览馆地处西洋楼内，就近打造中西交融展，突出西洋楼，同乐园地处圆明园范围，可设各类专题展，突出圆明园，未来，假如大宫门区域博物馆建设能够成功落地，则可更广泛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不同展馆各有侧重，串珠成链，聚点成片，从不同侧面展现完整的圆明园。

打造小而精的展览。大型博物馆的优势在于展厅宽敞、明亮，可以容纳更多的展品和更多的游客，充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但同时，冗长的展线、饱和的展品容易使游客产生疲劳。反观小型博物馆，虽容量有限，但适度的内容能够给游客带来舒适的体验感。具体到圆明园，一是现有可利用展馆，面积均较小，但改造起来难度较大，故不妨充分利用这一特质，转弊为利，因地制宜，打造小型展览。二是从既往展览经验上看，圆明园可用于室内展览的实物展品数量十分有限，更加适合展线短的小型展览。故有此二因，圆明园的展览应当向小而精方向发展，避免展品密集摆放，适度打造疏朗空间，营造沉浸式感官体验，深挖背后故事，展现文物出土地信息、文物出土及修复流程信息，多元化展示手段，以故事叙事取代文物本身。

结语

近年来的一系列大遗址、博物馆规划明确了圆明园博物馆建设的大局方向，即强调遗址博物馆的核心作用，探索博物馆+考古，博物馆+遗址管理方式，促进博物馆融入生活和社会发展。概念辨析则明确了圆明园博物馆的属性，同类博物馆建设经验为圆明园博物馆建设提供了借鉴，圆明园遗址现状为圆明园博物馆的建设方案树立根基依据。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圆明园遗址的建设是“大遗址公园+博物馆”的范式，博物馆属性应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建设的重点任务是整合现有资源并在此基础上突出重点，具体发展方向为以室内为引子，在室外做文章，进一步强化考古、遗址的转化表达，以点带面，聚点成片，打造小而精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