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朝寝界山比较研究

秦 柯 张志国 肖雨晴*

摘要：本文通过对三山五园朝寝空间分隔方式的梳理，初步归纳出采用山体代替宫廷墙垣分隔朝寝空间或区别内外的界山模式。界山模式是圆明园、静宜园、清漪园分隔朝寝空间或内外之别的园林化处理模式，这一模式发端于雍正朝，发展于乾隆朝，此后尚见于绮春园和颐和园。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为界山作为外朝区的轴线收尾，多于外朝主体建筑的乾位开辟曲径，连接内外。界山根据所处园林的定位在等级和细部处理上有所差异。界山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内涵尚需进一步梳理和探讨。

关键词：三山五园；朝寝空间；界山；比较

作为入关的少数民族，清代统治者在主动吸取汉地文化的同时，对汉地宫居理政的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园居理政上^[1]。清帝通过南巡北狩，游幸八方，对王朝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并构建起大内御苑、离宫御苑和行宫御苑的皇家园林体系，在京尤以三山五园为著。康熙帝在明清华园遗址上修建畅春园，作为其园居理政的“御政之所”，其后雍正帝在赐园基础上扩建圆明园，并使之成为园居理政之所，乾隆帝除了继续扩建圆明三园外，还扩建了香山静宜园、静明园，修建清漪园，及其他行宫御苑，加之衙署、军营、皇家寺庙、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赐园等，形成了三山五园的皇家禁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光绪朝重修清漪园并改成颐和园，使之成为晚清最后的园居理政之所。

园居理政势必会对园林中政治活动和生活起居的空间和功能施加影响，贾珺（2003）对清代的离宫御苑中的朝寝空间进行了探讨，将朝寝空间分为仪典空间、理政空间和起居空间三类并进行了分析^[2]。前朝后寝的宫殿格局、皇家规制中严格的内外之别在具有理政功能的御苑中如何体现？其处理的方法如何？这些方法如何形成、发展，其过程为何？本文试图就三山五园中分隔朝寝、内外的方式进行初步探讨。

在三山五园中，康熙朝的畅春园、雍正至咸丰朝的圆明园以及光绪朝重修的颐和园为清代统治者主要的园居理政之所。静宜园、静明园以及乾隆朝的清漪园则属于行宫御苑，其理政功能仅满足统治者短期驻跸的需求。因此离宫御苑和行宫御苑因其需求的不同，在理政和起居的功能、空间布局上也有所变化。本文在探讨过程中也将其分为离宫御苑和行宫御苑两类进行分类比较。

1 离宫御苑

1.1 畅春园

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康熙移驻畅春园，标志着清代统治者由宫居走向园居，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起直至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每年约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畅春园。畅春园以后修建的热河行宫、圆明园等承继行幸兼理政功能，进一步地将园林文化与政治行为相融合，展现出皇家园林的政治化色彩^[3]。

畅春园的开创性作用自然毋庸置疑，但畅春园的园居理政经历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变化过程，具体表现为理政空间的确定早于朝仪空间。在理政空间的变化上，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尚在畅春园内门听政，二十七年（1688）移至澹宁居听政，此外三十年（1691）在澹泊无为殿听政。在朝仪空间的变化上，如上元节赐宴，三十年至四十五年（1706）主要在含淳堂（三十三年在含淳堂西偏殿），四十五年后改在万树红霞，五十四年（1715）改在了最终的九经三事殿。而作为起居空间的清溪书屋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起就在使用^[4]。

关于畅春园布局的最新研究，崔山（2019）等对康熙时期畅春园平面布局进行了推测^[5]；朱强（2019）等对畅春园景观布局进行了探讨^[6]。根据上述研究内容，康熙晚期的畅春园在朝寝布局上呈现出朝仪空间在南、理政空间在东南、寝居空间在东北的格局。因为距离较远，所以畅春园的朝寝空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仅靠东侧的墙内道路所连接。

值得一提的是避暑山庄，自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康熙帝在正宫未修建前的外朝空间在烟波叠翠，寝宫则在如意洲，这与畅春园较为灵活的朝寝空间布局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康熙四十八年后开始修建正宫，这与畅春园修建九经三事殿在时间上几乎同步。这也反映出康熙园居理政规模的扩大和内容的丰富。避暑山庄的正宫建成后，朝寝空间的分隔以十九间殿为界，过度方法与宫廷中用墙垣隔断并无本质差别。

因此根据目前的材料，可以大致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康熙朝虽然确立了园居理政的制度，但园居与理政的空间关系，尤其是朝寝空间和内外之别尚未形成一套清晰的模式，畅春园的朝寝空间布局呈现出园林化的特点，而避暑山庄正宫中的朝寝划分则呈现出浓厚的宫廷特色，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前期园居理政的思路与功能呈现出一个从创始到不断调整的过程。

1.2 圆明三园

1.2.1 圆明园

雍正帝即位后在圆明园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并将圆明园作为园居理政的场所，作为康熙帝园居理政的畅春园从三山五园的政治舞台落下帷幕。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开始在勤政殿听政，六年（1728），在正大光明殿举行朝仪活动。

雍正年间圆明园完成了从赐园到政治中心的转变，其园居理政思路也更为清晰，朝寝空间的关系也随之得到调整。圆明园南部新建的大宫门至正大光明殿为朝仪区，其后的九洲清宴为后寝区，这是一个符合前朝后寝的园林化方案，而理政空间则在正大光明殿偏东的勤政殿。分隔前朝后寝空间的是寿山。寿山为正大光明殿的靠山，是自扇面湖经大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的朝仪中轴线的终点所在，其南侧的假山峭石壁立、玉笋嶙峋，强化了作为朝仪空间的终点的作用。寿山北侧是寝居空间的起点，从九洲清宴看，寿山又是湖光山色的园林屏障。从朝仪空间至寝居空间的转换则需通过寿山口的曲径来完成，这条曲径具有强烈的隐喻作用。寿山最早的形象出现在乾隆四年唐岱、沈源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正大光明》图中。寿山在雍正至咸丰间发生过几次变化，但作为朝寝空间界山的功能并未发生改变^[7]。这是清代三山五园中首次采用以山体作为划分朝寝空间的案例。这个模式布局严谨，分隔充分，为分隔朝寝空间的园林化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以山为界，并在中轴线上将朝寝空间分隔开来的园林化处理方法成为一种范式，在后来的静宜园、清漪园中出现。

在康熙朝的探索下，随着雍正朝园居理政的式和功能的明确，主要的园居和理政的空间形态也发生融合，最终形成一个园林化的分隔朝寝空间的范式，可以暂称之为界山模式。

1.2.2 长春园

长春园于乾隆十二年（1747）建成，该园虽然是乾隆作为“归政娱老之所”而兴建，但宫门区仍然采用前朝后寝的格局^[8]。受到绮春园的影响，长春园中的朝仪空间中，即从大宫门到澹怀堂的中轴线不得不向东调整，与寝宫含经堂—淳化阁—蕴真斋的轴线错开^[9]。由于长春园的寝宫处于园中最大的岛上，水面自然成为分隔朝寝空间的要素，此外视线上的分隔和呼应则通过澹怀堂北的众乐亭与连廊，以及与含经堂四周的山体来完成，连接朝寝空间的则是跨越水面的长春桥。

1.2.3 绮春园

绮春园宫门区建成于嘉庆十五年（1810）。这一区仍然采用前朝后寝的格局，绮春园并非皇帝处理政务场所，外朝功能不比圆明、长春，后经过不断改、扩建，有所改变，取消勤政殿，改建成迎晖殿与中和堂。后部寝宫区包括颐寿轩、敷春堂等若干建筑。绮春园在道光朝改为奉养太后之所，取代了乾隆朝以来畅春园的功能。绮春园中朝寝空间的分隔也是通过山体来完成，山体中间修建曲径完成量空间的联通。在目前出版的样式房图档中，该处曲径亦标有寿山口字样。

1.3 颐和园

颐和园在光绪十年至二十一年进行了修复，并成为帝、后长期居住的兼作政治活动的离宫御苑。颐和园的宫廷区包括外朝和内寝两个部分。外朝建筑群沿东西向的中轴线依次安排为五个层次，正殿仁寿殿即清漪园时期的勤政殿，是外朝的仪典和理政空间。仁寿殿以西的玉澜堂、宜芸馆分别改为帝、后寝宫，乐寿堂改为慈禧的寝宫，变为寝居空间^[10]。

在外朝和内寝的空间分隔上，颐和园沿用清漪园采用的方式，利用万寿山余脉，结合假山，在仁寿殿后将外朝和内寝区域分隔开来。与清漪园时期相比，因仁寿殿北侧修建了德和园、东八所和茶膳房等建筑，仁寿殿后假山与万寿山主体的联系明显减弱。

2 行宫御苑

行宫园林满足皇帝临幸时的日常起居、游憩赏玩及处理政务等功能需求，因此，三山五园中的静宜园、清漪园、静明园三园中的朝寝空间相对离宫而言要简单一些，其朝寝空间的分隔则比离宫更加灵活。

2.1 静宜园

静宜园于乾隆十年（1735）开始修建，十一年（1736）扩建完工。其外朝区位于静宜园东侧，坐西朝东，自大宫门至勤政殿，形成一条东西向的轴线。勤政殿之后、位于中轴线上一组规整布局的建筑群名丽瞩楼，相当于宫廷区的内廷，勤政殿后、北侧为处理政务的致远斋，丽瞩楼南过桥后的中宫则为皇帝短期驻跸的场所^[11]。勤政殿后利用山地高差修建假山一座，从而达到依山为屏的分隔效果。山体南部有曲径，沿着曲径而上，可通往丽瞩楼、致远斋等处。此处山体将朝仪空间与内寝空间、理政空间进行了划分，可以看作是圆明园寿山模式的一种变体。

2.2 清漪园

清漪园为颐和园的前身，始建于乾隆十五（1750）年。清漪园的宫廷区设置在东北端。外朝的勤政殿坐西朝东，与二宫门、大宫门构成一个东西向的中轴线。勤政殿后的玉兰堂、宜芸馆为游憩场所。在内外空间的分隔处理上，利用万寿山余脉在勤政殿后叠石筑山，山中开辟曲径，将内外空间联系起来。受昆明湖影响，玉澜堂、宜芸馆并未按照理政空间中的东西轴线展开，而是沿昆明湖方向南北布置，有别于圆明园、静宜园之处。

2.3 静明园

静明园的大规模扩建约在乾隆十五年至十八（1753）年，乾隆帝将玉泉山及山麓的河湖地段全部圈入宫墙之内，此时形成了静明园十六景。宫廷区位于南宫门附近，廓然大公为乾隆帝听政之处，“听政之所虚明洞彻，境与心会，取程子语颜之^[12]。” 廓然大公后殿的涵万象北临玉泉湖，玉泉湖近似方形， 湖中三岛并无陆路可通，中央大岛有芙蓉晴照一景。自南宫门起至芙蓉晴照形成了宫廷区的中轴线。

静明园因以玉泉山为背景，尤其从南部看玉泉山如莲花花萼状，作为理政空间的廓然大公与作为游憩空间的芙蓉晴照虽在同一轴线上，但由于玉泉湖水的阻隔，形成了两个彼此分隔的空间。此处水面在轴线上妥善的将宫廷区和园林区分隔开来。这与长春园的分隔手法近似。

3 三山五园中主要朝寝分隔方式的比较

3.1 从时间上看

从三山五园修建的时序和内容上看，康熙朝尽管开始修建静明园，但主要以畅春园为园居理政之所。雍正朝对圆明园进行了新建、改建和扩建，使之完成了从赐园到政治中心的转变。乾隆朝是三山五园建设的全盛期，除了对作为政治中心的圆明园继续新建、改建和扩建外，对静宜园、静明园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新建了清漪园。嘉庆朝以绮春园为重点，对圆明三园进一步完善。道咸两朝也围绕圆明园的局部改建展开。光绪朝则重修了颐和园，使之成为新的也是最后的政治中心。

从园居理政方式的开创和发展看，康熙朝畅春园的园居理政经历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变化过程，随着园居理政的思路的深化，理政需求的不断提高，朝仪空间不断强化。此时畅春园的朝寝空间布局虽然呈现出园林化的特点，结合避暑山庄正宫的朝寝划分呈现的宫廷特点，反映出清代前期园居理政的思路与功能呈现出一个从创始到不断调整的过程。雍正朝园居理政思路更为清晰，朝寝空间的关系也随之得到调整，形成了以寿山山体分隔联系朝寝空间的园林化处理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在乾隆朝得到发展和成熟，主要体现在对山地园林的静宜园、湖区的清漪园朝寝空间或者说内外空间的分隔上，针对不同的用地条件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使这两处行宫御苑宫廷区的内外之隔更加灵活而富有园林趣味。道光朝对绮春园的朝寝空间划分也采用了山体分隔模式。光绪朝对颐和园的重修，虽因朝寝功能的增加而影响了山体与万寿山的联系，但依然保留了这一模式和方法。这种界山模式发端于雍正朝，发展于乾隆朝，对五园的朝寝空间分隔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3.2 从类型上看

从界山的类型上看，圆明园作为五朝园居理政的政治中心，因朝仪的重要性、驻跸园居的长期性，其朝寝空间的等级、规模和复杂程度都超过一般的行宫御苑。从界山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圆明园寿山与静宜园、清漪园、绮春园相比，规模最大、高度最高、山体上还有林立的高大石笋，这也体现出圆明园在五园中的重要地位。作为行宫御苑静宜园则利用自然高差，界山曲径自勤政殿向上呈现出爬山趋势。同样作为行宫御苑清漪园则利用界山既作为外朝轴线的收尾，又作为万寿山山体的延伸部分，对万寿山山体的缺憾进行了弥补。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既与仪式感强的园居理政御苑进行区别，又体现出行宫御苑的生活化特点。

从界山的曲径来看，根据目前出版的历史材料，曲径的位置有乾位和中轴两种，但以乾位为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对曲径位置的选择和偏好。从曲径的坡度而言，朝寝空间较为平坦、高差接近的情况下，曲径偏向于在界山中部设立高点形成爬山下山之势。而朝寝空间有较大高差的情况下，曲径则顺应自然地形，作假成真。

从界山的材料和细部来看，叠石的主要材料以青山石为主，兼有本山石。青山石成本较低，棱角分明，叠石技法相对简单，便于大面积使用，且青山石在未发生劣化情况下，青色、紫色的饱和度较高，与宫廷朝仪形成的皇家气魄相得益彰。颐和园中本山石使用相对较多，圆明园寿山则石笋林立，既增加了山体的视觉高度，又形成了万笏朝天的仪式感。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三山五园朝寝空间分隔方式的梳理，初步归纳出采用山体代替宫廷墙垣分隔朝寝空间或区别内外的界山模式，抛砖引玉，供学界批评指正。界山模式是圆明园、静宜园、清漪园分隔朝寝空间或内外之别的园林化处理模式， 这一模式发端于雍正朝，发展于乾隆朝，此后尚见于绮春园和颐和园。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为界山作为外朝区的轴线收尾，多于外朝主体建筑的乾位开辟曲径，连接内外。界山根据所处园林的定位在等级和细部处理上有所差异。界山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内涵需要进一步进行梳理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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