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居生活与民间信仰、国家礼制的互动
——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考述
尤 李*
惠济祠与河神庙位于圆明三园（即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之一的绮春园之西南角，两座祠庙东西并排修建，东为惠济祠，西为河神庙。二者建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并在嘉庆朝的皇帝园居生活和国家祭祀中占据特殊地位。这两座神庙躲过了1860年英法联军的洗劫，却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时。
郑丽航先生关照到圆明园惠济祠祭祀天后的规格与仪式[1]。《圆明园百景图志》介绍了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的建造缘起、陈设布局及其功能[2]。据刘福铸先生和贾珺先生研究，惠济祠、河神庙原建于江苏淮安府清河县境内。惠济祠始创于明代正德年间，位于淮河、黄河、运河交汇的清口地区，正是大运河最重要的航运枢纽，控制黄淮水患的关键位置，康熙帝、乾隆帝南巡时均曾亲临。惠济祠所祭神灵原为碧霞元君，后与天妃崇拜结合，一度改称“天妃庙”。河神庙位于陶庄引河口石坝之上，主要供奉淮河流域的一些河神，地位也很重要，与惠济祠一起成为其他地区同类祀宇的范本。嘉庆二十二年（1817），圆明园的绮春园内仿造江南规制兴建惠济祠、河神庙，列为“群祀”[3]。李文君先生对圆明园惠济祠的匾额的含义进行注解[4]。可是，目前尚无人深入剖析这两座祠庙的陈设及其政治宗教意涵。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考察。
1 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的陈设
在清朝，漕运系事关京师粮食供给乃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1]36—74。嘉庆年间，黄河水患严重，运河航道经常淤塞，朝廷企望得到天后的庇佑，保证漕运无阻，黄淮安澜，遂在圆明园中修建天后、河神的祠庙[2]。
《清仁宗实录》载清仁宗于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戊申谕军机大臣等：
朕敬礼神祇，为民祈福，大内及御园多有供奉诸神祠宇。每遇祈报，就近瞻礼，以申诚敬。惟水府诸神，如天后、河神，向无祠位，凡遇发香申敬之时，皆系望空瞻礼，遥纾虔悃。今拟于御园内添建祠宇，著百龄亲赴清江浦，于崇祀各神如天后、惠济龙神素昭灵应、载在祀典者，将神牌封号字样详缮陈奏，俟庙宇落成，照式虔造供奉，以迓神庥。将此谕令知之。[3] 卷258，嘉庆十七年六月戊申，486
由此可知：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清仁宗特命百龄亲赴江苏清江浦，将惠济祠供奉的天后、惠济龙神的神牌封号字样摹绘下来，圆明园内依此修造并供奉，以达“就近瞻礼，以申诚敬”之效。嘉庆十八年（1813）秋，圆明园中的惠济祠、河神庙竣工[4] 卷60，《清仁宗御制诗》第7册，179。
清代一份档案材料《河神庙事宜》显示：
嘉庆二十二年（1817）七月，奉旨：惠济祠、河神庙春秋祭祀应奏乐章，著傅知太常寺转传乐部署史二名前来，将致祭龙神应奏何乐，教习中和乐学熟，临期即著中和乐预备。钦此。
八月奉旨：谕御园内仿造江南规制建立惠济祠、河神庙二所，岁时升香展礼，因思清漪园、静明园两处龙神庙均有春秋致祭典礼，御园惠济祠、河神庙显应尤昭允宜，特奉明禋以光祀典，著于每岁春秋二季一体致祭，届期奏派管理圆明园大臣一员肃恭将事，即自本年秋季为始。钦此。
是月，太常寺奏准，园内每岁春秋二季致祭惠济祠、河神庙，恭设祭品、祭器，至期由运料门外派拨园户抬至祭所，祭毕仍著园户将祭器抬出运料门外。[5] 1053
由此可见，清仁宗命人自嘉庆二十二年（1817）起，春秋二季均要“派管理圆明园大臣一员”来祭拜，并奏中和韶乐，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正式纳入国家祭典。对此，《清仁宗实录》曰：嘉庆二十二年（1817）七月癸丑，“上御勤政殿听政，命每年春秋致祭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前期奏派管理圆明园大臣行礼”[3] 卷332，嘉庆二十二年七月癸丑，380。按清代制度规定，由内务府的“中和乐处”负责内宫奏乐之事[6] 89。中和韶乐系清代祭祀、朝会、宴飨所奏之雅乐，体现儒家文化，是清代宫廷音乐中最高等级的乐队。清代的中和韶乐用五声音阶[7]。
在清朝国家礼制中，圆明园内的惠济祠与河神庙属于“吉礼”[8] 卷26《礼部》，216。《清会典》载：
惠济祠奉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之神。
河神庙奉长源佑顺通佑灵应淮渎之神、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祜溥佑金龙四大王之神、灵佑襄济显惠赞顺护国普利昭应孚泽绥靖溥化宣仁保民诚感诚感德荫黄大王之神。
……均一体列入祀典，春秋致祭，与黑龙潭、龙神祠同日遣圆明园大臣将事。典礼仪节，与祭黑龙潭同。[8] 卷35《礼部》，301
《清会典图》详细记录圆明园惠济祠的陈设：
惠济祠在绮春园内。
殿中一龛，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天后神位，南向，位前设笾豆案一。案上设簠二，簋二，笾十，豆十，案前俎一。
中区为二，实羊一豕一，又前香几一，上陈香炉一，香靠具、灯几二，上陈烛台二，瓶几二，上陈花瓶二，中插贴金木灵芝，笾豆案东旁馔桌一，案前少西祝案一，皆南向，东设尊桌一，西向，殿外檐下正中为承祭官拜位，北向，导引二人，东西面。
读祝官一人，立祝案之西，东面司香、司帛、司爵各一人，立尊桌之东。
典仪一人，立殿外东阶，均西面，帛篚一，铜爵三，先设尊桌上，奠献各奠于笾豆案。
乐部和声署设庆神欢乐于甬路旁。
殿门外东燎炉一，掌燎官率燎人立于燎炉之南，北面。[9] 卷20，《礼•祀典》，198—199
《清会典图》又叙述圆明园河神庙的布置曰：
河神庙在绮春园内。
殿中三龛。中一龛，长源佑顺淮渎神位。左一龛，显佑通济昭灵效顺金龙四大王位。右一龛，灵佑襄济黄大王位。
位前笾豆案三。案上各设簠二、簋二、笾十、豆十。
案前俎三，皆中区为二，各实羊一、豕一。
又前香几三，上陈香炉三。
灯几六，上陈烛台六。
瓶几六，上陈花瓶六，均插贴金木灵芝。
笾豆案东旁馔桌一。
案前少西，祝案一，均南向。东尊桌一，西向。西尊桌一，东向。
殿外檐下正中为承祭官拜位，北向。导引二人。
东西面读祝官一人，立祝案之西。
东面司香、司帛、司爵各二人，立于东尊桌之东。
西面司香、司帛、司爵各一人，位于西尊桌之西。
东面典仪一人，立殿外东阶。
西面东尊桌上设铜爵六，西尊桌上设铜爵三。
又帛篚一，奠献皆奠于笾豆案。
乐部和声署设庆神欢乐于甬路旁。
庙门外东燎炉一，掌燎官率燎人立于燎炉之南，北面。[9] 卷20，《礼•祀典》，200
《清会典事例》记述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的陈设云：
惠济祠建于御园，供奉天后神牌，陈设与昆明湖龙神祠同。河神庙建于惠济祠之西，中龛供淮渎神牌，左龛供金龙四大王神牌，右龛供黄大王神牌。笾豆案三，上设簠簋各二，笾豆各十，俎三，内各盛羊一、豕一，香几三，香炉三，烛台六，花瓶六。东设馔卓一。上设馔盘三、尊卓二。东设铜尊二，铜爵六，帛篚香盒各二。西设铜尊一，铜爵三，帛篚香盒各一。尊内各实酒四瓶。帛篚一，内盛礼神制帛一端。香盒内各盛圆柱降香一炷，降香丁一两五钱，余与惠济祠同。[10] 卷1084，《太常寺•陈设》，857
至于惠济祠“陈设与昆明湖龙神祠同”，《清会典事例》记载昆明湖龙神祠陈设曰：
龙神位笾豆案一，上设簠簋各二，笾豆各十，俎一，内盛羊一、豕一。帛篚一，内盛白色礼神制帛一端，香盒一，内盛圆柱降香一炷，降香丁一两五钱。东阶下设洗一。祝版案施黄云缎罩衣，卓案施红云缎罩衣。[10] 卷1084，《太常寺•陈设》，856
综合而言，《清会典事例》与《清会典图》关于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陈设的记录大体相似，在某些细节上略有不同。两座祠庙供奉的神祇，除了淮渎，皆为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民间神灵。
天后乃民间妈祖信众对妈祖的尊称。妈祖信仰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这一信仰的主体是林默娘，经过神化之后的她具有能言人间祸福、济困扶危、治病消灾、保障海上平安的神力。由于元代海运的发展、繁荣，妈祖信仰迅速传播至北方地区，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信仰之一[5]。清廷对妈祖赋予极大的关注与推崇，于康熙十九年（1680）正式将之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清廷多次加封妈祖。在嘉庆年间，圆明园内建立祭祀妈祖的惠济祠，由朝廷派遣圆明园官员定期祭祀。妈祖在清朝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嘉庆到光绪，圆明园内惠济祠祭祀天后的规格与仪程基本延续康熙十九年遣使特祭的规定[6]。
金龙四大王信仰系明清时期盛行于运河、黄河一带的官方和民间信仰。兴起于民间的金龙四大王谢绪因迎合国家的祭祀政策，由民间护佑漕运的水神上升为国家祭祀的黄河和运河之神。国家祭祀金龙四大王始于明景泰年间。清代延续明制，仍将金龙四大王纳入国家祀典。清帝不断赐予金龙四大王封号。金龙四大王河神形象的形成与河工险段密切相关。清帝出于治河和漕运的需要，对金龙四大王礼遇有加，甚至虔诚祭祷[7]。
在明末民间社会，船夫黄守才被神化为河神黄大王，并在清乾隆初年进入国家正祀。黄大王故事中的长途航运佐证了黄河航运的兴起。黄大王具有消灾弥难、庇佑生民之功。生活艰辛、社会地位低微的水手群体刻画出黄大王神灵的形象，以求得社会认同。在清代，黄大王治水、护佑航运的功绩逐渐被塑造起来，成为官方和民间社会共有的信仰。清廷不断加封黄大王，厚待其后代。黄大王被列入河神体系之后，对清代国家的河漕治理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崇祀河神成为河漕官员应对河患和漕运险阻的重要手段[8]。
淮渎神历来属于国家祭祀体系内的神灵。有一点殊可注意：在民间社会，天后、金龙四大王和黄大王多供奉神像。而按照清代礼制规定，圆明园惠济祠内的天后、河神庙内的淮渎、金龙四大王和黄大王皆供奉神位。后者符合儒家礼典。在清代国家祭祀中，神位设置有具体规定，进行严格管理，具有神圣性[11] 164-165。偶像崇拜不合儒教的礼制[9]。可是，从清仁宗的御制诗（详见后文）来看，至少在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年（1815）期间，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中供奉的是偶像。文献记载为何抵牾？或许因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这两座祠庙正式列入国家祀典，其中的神像遂依照儒家礼典改为神牌，后世续修《清会典》及《清会典事例》时，便直接记为神牌。不仅如此，两座祠庙陈设中的礼器笾、豆等及其牲牢亦凸显儒学特征。
据《清会典图》所记，在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的祭典中，“乐部和声署设庆神欢乐于甬路旁”，这也体现儒家色彩。此与上引档案材料《河神庙事宜》所书“教习中和乐学熟，临期即著中和乐预备”不同。依照清代礼制规定，大祀和中祀用中和韶乐，群祀用庆神欢乐[11] 182-183。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属于“群祀”，可能起初演奏中和乐，后来将其祭祀音乐规范为庆神欢乐。据研究，清廷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司乐工。雍正七年（1729），清世宗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专门管理宫廷宴乐。乾隆七年（1742），清高宗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和声署衙门的职官，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12] 96—97。关于祭祀的乐器，惠济祠、河神庙“均设鼓一，笙一，管二，云锣一，笛二，拍板一”[10] 卷1063，《太常寺•乐器》，645。显然，民间神祇天后、金龙四大王和河神黄大王进入圆明园、进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经历了系统的儒家礼制改造。
《清会典事例》载：
祭惠济祠礼节。岁以春秋仲月致祭。遣官一人将事，朝服，上香读祝，三献，行礼如仪，应用香帛、祭品、祭器等项，均照玉泉山龙神祠办理。
祭河神庙礼节。岁以春秋仲月遣大臣一员行礼。是日祭惠济祠毕，承祭官至河神庙中案淮渎神位前上香。次左案金龙四大王、次右案黄大王神位前，各上香如仪。余与祭惠济祠同。[10] 卷1082，《太常寺•礼节》，838—839
关于祭祀圆明园惠济祠“应用香帛、祭品、祭器等项，均照玉泉山龙神祠办理”，《清会典事例》记录祭玉泉山龙神祠礼节云：
是日，太常寺官具祝版，备器陈羊一、豕一，簠簋各二，笾豆各十，炉、灯具，殿中少南设案一，供祝版。北设一案，陈礼神制帛一（小注：色黑），香盘一，尊一，爵三。和声署设乐于南街上。太常寺设洗于东阶下之北。承祭官拜位在阶上正中。司祝、司帛、司香、司爵、典仪、掌燎，各以其职为位。承祭官朝服行礼，迎神上香。初献读祝，亚献，三献，彻馔，送神，望燎。[10] 卷1082，《太常寺•礼节》，836—837
《清会典事例》胪列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的祭器如下：
惠济祠，爵三，簠二，簋二，均用铜。笾十，用竹。豆十，用铜。篚一，用竹。俎一，用木。尊一，用铜。
河神庙，神位三案，爵各三，簠各二，簋各二，笾各十，豆各十，篚各一，俎各一，尊各一，制均与惠济祠同。每岁春秋致祭。[10] 卷1063，《太常寺•祭器》，643—644
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属于“群祀”，荐牲用“少牢”，祝版“白纸墨书”[10]卷415，《礼部》，635、642、644。“祝版，木质，制方，尺寸有度。”其中“惠济祠、河神庙”的祝版“纵八寸四分，广一尺二寸”[9] 卷21，《礼•祭器》，217—218。
概言之，进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的祭祀礼节、祭器和牲牢等已经属于清一色的儒家礼仪。
乾隆朝体现“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取向，在崇儒思想的导引下，清廷系统对礼进行制度化建设[13] 252—268。圆明园内惠济祠、河神庙的儒家化改造，可视为乾隆朝礼制改革的余响。
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应用厨役各“二十四名”。“道光元年（1821），增设厨役二十名。咸丰二年（1852），增设厨役二十名。同治五年（1866），增设厨役二十名。光绪五年（1879），增设厨役二十名。共为三百九十名”[10] 卷1059，《太常寺•承事》，594。嘉庆之后，清代的漕运已经进入尾声，可是，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却不断增加厨役，可见其祭祀活动当未衰微。
道光十九年（1839）奉上谕：
圆明园佛楼、慈云普护、舍卫城、永日堂、广育宫、关帝庙、法慧寺、河神庙，亦俱有首领太监充当僧人上殿念经等事，著一并裁撤。该首领太监等均著留发当差，有年老不愿留发者，听其在原处当差，终身而止，亦不必上殿念经。[10] 卷1217，《内务府•太监事例》，1103
据罗文华先生研究，清代内监僧人通常位于清帝起居处不远，或后宫禁地，以方便帝后日常往来，拈香礼佛。清代内监僧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唪汉地佛教经卷的内监僧，称为“太监和尚”；一种是唪藏传佛教经卷的内监僧，称为“太监喇嘛”。内监僧人在宫中的活动主要包括在内廷核心地点唪经，承担日常佛事活动，皇帝拈香时按例举行法事。而内监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僧人，他们所受佛学教育极其低下，只能唪诵很少一些经卷。他们只是皇家佛堂中临时应付佛教法事的普通下人。圆明园佛楼等处设有太监和尚。道光十九年的这道上谕将太监和尚上殿念经活动取消，所有太监和尚的活动完全停止[14] 276—289。依此推测，圆明园的河神庙尽管未供奉佛教神明，却原本设有太监和尚上殿念经，至道光十九年被裁。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而幸免于难，清文宗和清穆宗均多次遣官祭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惠济祠与河神庙均毁于战乱[10]。
2 清仁宗瞻礼惠济祠、河神庙及其政治宗教意涵
清仁宗曾经多次驾临圆明园内的惠济祠、河神庙拈香、瞻礼，并且吟诗抒发胸臆。而其后的诸位清帝却往往按照礼制规定遣官祭祀。清仁宗看似简单的宗教行为背后，实有复杂的经济与政治意图，详见下文论述。
嘉庆十九年（1814），清仁宗撰《惠济祠河神庙瞻礼述事》曰：
东南财赋区，亿万民生置。
转漕靖河淮，国家之巨事。
遥仰惠济祠，大典举非易。
御园致敬诚，绘像命疆吏。
赫奕悬宝龛，如莅清江地。
从兹永安澜，神恩普荫庇。[4] 卷18，《清仁宗御制诗》第5册，327
其中，“神恩普荫庇”之下小注称：
清江浦为河淮交汇之处，濒河郡邑亿万民生视水势为安危。而七省全漕，皆由此转运。是以国家置设重臣及文武员弁专司修防疏浚之事，督臣时复履视而董率之。康熙、乾隆年间，屡经亲临，相度指示机宜，河壖崇建河神庙，向称惠济祠，屡显灵佑。予于甲辰年（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恭随皇考南巡，曾侍升香瞻礼。当年巡方举典所，重在民生俾乂也。惟是典巨费繁，举行不易。我皇考尝制南巡记，有云南巡之事，所为宜迟而莫速者。又云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盖极言南巡之不可轻举也。因思神祇歆格，惟在诚恪。感通原不限于疆域，爰于御园之南肇建祠宇崇奉河神，并命江南督臣恭照原像摹绘，供设祠内。兹择吉于正月十一日开光，洁诚瞻礼，不殊亲莅河干。现在河淮与举要工，惟祈明神护佑，迅速合龙，安澜共庆，则永承神贶于无极矣。[4] 卷18，《清仁宗御制诗》第5册，327
在这首诗中，清仁宗开篇即点明漕运对民生、国家的重要意义，然后明确说“绘像命疆吏”，“命江南督臣恭照原像摹绘”。那么，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起初当供奉偶像，与《清会典》、《清会典事例》及《清会典图》规定供奉神牌不同。对照前引《清仁宗实录》，此处的“疆吏”、“江南督臣”当指百龄。清仁宗认为：在御园内的惠济祠、河神庙礼神，与祭拜清江的两座祠庙，具有同等效力，关键是心诚，而且不必像在清江祭拜那样耗费巨资举行大型典礼。只要在御园内“洁诚瞻礼”，便能得到神灵保佑，堤坝能“迅速合龙”，使得河流安稳，不再泛滥。这正如上引清仁宗谕军机大臣等：“就近瞻礼，以申诚敬。”
在小注中，清仁宗首先点出清江浦的重要地位，然后追忆其祖、其父如何关注此地的水势。他特别回顾自己身为皇子跟随父皇南巡时，在清江惠济祠瞻礼的情景，并且指出瞻礼的目的是为了民生，而且这种典礼繁缛，耗资巨大，于是，自己遵循父命，不轻易南巡。清仁宗还模仿佛教、道教，选择吉日给御园惠济祠、河神庙中供奉的神像举行开光仪式。
嘉庆十九年（1814），清仁宗又作《九月十九日敬诣惠济祠拈香诗以述志》云：
诹吉雎工举，神祠告祭虔。
若临祈福被，如在致诚专。
敬愿波澜靖，速成堤堰坚。
合龙待冬仲，应祷昊慈宣。[4] 卷24，《清仁宗御制诗》第6册，50
在此，清仁宗认为商订好吉日修筑堤坝，并虔诚地祭拜天后，便能在水流平静的有利形势下迅速筑成坚固的堤坝。
嘉庆二十年（1815），清仁宗撰《惠济祠河神庙瞻礼敬述》：
神像绘南省，迎来禁苑中。
三江众水汇，千里一诚通。
永沐安澜庆，常叨惠泽隆。
国家最要政，叩祝竭微衷。[4] 卷27，《清仁宗御制诗》第6册，107
依此视之，至迟在嘉庆二十年（1815），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中供奉神像。而且清仁宗依然期望只要在御园内虔诚地祭祀这些神像，便能得到神灵的恩惠，使河流平静、漕运平稳。清朝的经济中心在江南，漕运粮食到京城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因此清仁宗称之为“国家最要政”。
嘉庆二十一年（1816），清仁宗作《惠济祠河神庙瞻礼敬纪》谓：
建祠申素志，从此沐安澜。
河底日深畅，海门岁展宽。
惟神宏佑厚，鉴我寸诚殚。
千里一心应，敬勤勖庶官。[4] 卷35，《清仁宗御制诗》第6册，215
在这里，清仁宗仍然认为只要在圆明园内建惠济祠、河神庙，诚心祷告，便能让河流安宁，漕运有保障，并以“敬勤”勉励百官。
嘉庆二十一年（1816），清仁宗又作《惠济祠河神庙谢恩瞻礼敬述》：
建祠御苑感居歆，连岁安澜慰寸心。
河道畅通永恬静，海门刷涤日宽深。
黄淮相济平成庆，扬豫全消昏垫侵。
诚谢神恩惠亿兆，瓣香升鼎致予忱。[4] 卷40，《清仁宗御制诗》第6册，259
在该首诗中，清仁宗因为黄河、淮河连年平稳，百姓受惠，而将之归于圆明园内惠济祠、河神庙的灵验，并在此举行“报祀”，用鲜花供奉，以答谢神明之恩。
嘉庆二十二年（1817），清仁宗再撰《惠济祠河神庙瞻礼敬述》：
诚敬感通速，建祠沐泽鸿。
堤工益巩固，海口倍深通。
顺轨全河畅，安澜三省同。
升香致虔谢，福佑锡绥丰。[4] 卷48，《清仁宗御制诗》第6册，468
清仁宗再次将堤坝的巩固、海道的深通及河道的通畅归因于御园内惠济祠、河神庙的神祇显灵，因此自己亲自到此升香感谢神灵，希望其赐福保佑，让天下安定、农业丰收。
嘉庆二十四年（1819），清仁宗作《惠济祠河神庙拈香敬述》：
建祠祈妥佑，数载沐神恩。
恬浪固河堰，安澜达海门。
承天施渥泽，率土靖黎元。
永戴平成德，感衷诚述言。[4] 卷60，《清仁宗御制诗》第7册，179
“感衷诚述言”之下小注云：
御园之南，惠济祠、河神庙建于癸酉（即嘉庆十八年，1813）秋间，所以妥侑明神，时致亲祈，俾东南亿万民生同登衽席者也。自创建以来，深荷神祇昭格，堤堰磐安，河流悉臻轨顺，转漕亦迅速如期，此皆仰赖天泽频施、神庥垂佑，故得长庆安澜，永戴平成之德，升香展礼，诚感难名。[4] 卷60，《清仁宗御制诗》第7册，179
在这里，清仁宗重申黄河、淮河的安宁事关东南亿万民众的生计，并将近几年堤坝坚固、河流安稳、漕运顺利和百姓安康归于圆明园内惠济祠、河神庙的灵验，并“升香展礼”，以感激神明。
嘉庆二十四年（1819），清仁宗又作《惠济祠河神庙瞻礼敬纪》言：
瞻礼祭如在，灵祇下宝坛。
九河大海纳，千里寸诚殚。
巩固黄淮顺，平成黎庶欢。
连年沐恩佑，自此永安澜。[4] 卷63，《清仁宗御制诗》第7册，208
清仁宗再次将近些年黄河、淮河安稳、百姓安居乐业归于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的神明显灵，幻想神祇佑护便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水患与漕运问题。
嘉庆二十五年（1820），清仁宗再撰《惠济祠河神庙拈香敬述》：
连岁安澜报，洪波盛昨秋。
堤开由武陟，潦积遍中州。
黎庶罹昏垫，咎愆敢怨尤。
祈神速赐佑，顺轨靖黄流。[15] 卷2，《清仁宗御制诗》第7册，282
清仁宗此次到圆明园的惠济祠、河神庙拈香、拜神，实有非常现实的燃眉之急。嘉庆二十四年（1819）七月二十三日，内阁“奉谕旨，遣那颜宝行礼，又题同日祭惠济祠天后、河神庙河神一疏”[16] 335。然而就在当月，“武陟（今河南武陟）缕堤决”[17] 卷126，《河渠志》，3736，水灾遍及河南省，黎民百姓困于水灾。清仁宗遂亲自祈求惠济祠、河神庙的神祇速速保佑受灾民众，不让黄河泛滥，使其恢复平静、流入正道。其实，清仁宗这次祈祷，至多是精神慰藉，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在整个嘉庆朝，河南境内的黄河多次决口，水系紊乱，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而且，黄河屡次溃决，还造成运河淤阻，影响漕运。
撮要言之，清帝的御制诗在当时流传范围颇广，清仁宗所作的这些诗亦具有教化之功。清仁宗确信“就近瞻礼，以申诚敬”，在诗中屡屡称只要到圆明园内的惠济祠、河神庙虔心祈祷，便能感动神明，似乎依靠祭祀相关神祇，黄河河患及漕运难题便能迎刃而解。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嘉庆一朝是典型的王朝中衰时期[18] 164。在这一时代，国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为维护漕粮运道而借黄济运，导致黄河常常决口，国家又得治河[1] 197-227。治河也是屡决屡堵，屡堵屡决。此成为嘉庆统治期间，除白莲教起义外耗费精力最多，也最伤脑筋的一项事务[18] 169-171。在嘉庆、道光年间，清代的漕运弊端重重，积重难返，难以维系，南粮北运陷入停滞的窘境[11]。嘉庆朝整顿漕务遭到失败。不仅黄河、运河本身难治，更难的是不少官吏不负责任，从中牟取私利，清仁宗亦无可奈何[1] 228-269。终嘉庆一朝，治河、漕运问题未能真正解决，而且愈演愈烈，国家财政陷入困境。鉴于漕运的弊端，嘉庆后漕运河道日益梗阻，经过多年摸索，清廷在道光年间终于实施漕粮海运[12]。
3 结 语
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中的神祇天后、金龙四大王和黄大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其供奉方式皆为神位，不同于民间社会流行的偶像崇拜。这些民间神灵进入圆明园、跻身国家祭祀体系之后，经历了儒家礼制的系统改造。
清仁宗多次亲自驾临惠济祠和河神庙拈香、瞻礼，并且吟诗抒发胸臆，祈盼感动神明，使河流安稳、漕运顺畅，百姓生计和国家漕粮皆有保障。只是他内心的愿望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嘉庆一朝，治河理漕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收效甚微。至道光年间，朝廷终于尝试海运。
总之，圆明园惠济祠与河神庙系清仁宗园居生活与民间信仰、国家礼制交互作用的神圣空间，承载着丰富而多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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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嘉庆帝起居注：第21册 [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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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连营. 稳定与变革——关于嘉庆帝统治政策的考察. [M]//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尤李：圆明园管理处研究院。
[1] 参见郑丽航：《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82—587页。
[2] 参见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500—503页。
[3] 参见刘福铸：《北京的妈祖信仰综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3—24页；贾珺：《圆明三园中的祠庙祠宇建筑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3期，第117—118页；贾珺：《灵祠巍焕，飞阁凌空——淮安府清河县惠济祠历史、格局、祀神及御园仿建始末考略》，《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7辑，2013年第1期，第397—401页。
[4] 参见李文君编著：《圆明园匾额楹联通解》，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第513—515页。
[5] 参见罗春荣：《妈祖文化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2、53－65页。
[6] 参见郑丽航：《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82—587页。
[7] 参见王元林、褚福楼：《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2009年第2期，第209—214页。
[8] 参见李留文：《河神黄大王：明清时期社会变迁与国家正祀的呼应》，《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第205—216页；胡梦飞：《官民互动的典范：明清时期河神黄大王信仰的历史考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65—71页。
[9] 参见（日）小岛毅：《儒教的偶像观——说祭礼》，东大中国学会编：《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第7号，1992年，第69－82页；（日）吾妻重二：《关于木主——以朱子学为中心》，收入《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记念论集——亚洲文化的思想与仪礼》，东京：春秋社，2005年，第143－162页。
[10] 参见刘福铸：《北京的妈祖信仰综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4页；贾珺：《灵祠巍焕，飞阁凌空——淮安府清河县惠济祠历史、格局、祀神及御园仿建始末考略》，《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7辑，2013年第1期，第400—401页。
[11] 参见倪玉平：《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0—243页；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4—44页。
[12]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37—365页；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5—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