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每年都有名目繁多的各种筵宴，而皇帝请客吃饭，赐宴的举办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有限的口腹之欲，它还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其通过礼仪活动以实现政治统治的一种常用手段。清廷举办的筵宴，从性质上看，主要分为公宴、家宴。公宴多为庆典性的，往往是君臣共进饮膳，或招待外藩首领。每遇国家大典和重要节日，都要举行大型宴会。如皇帝、太后的生日举行“万寿千秋 宴”，皇帝继位要举行登基“庆典宴”，外藩来朝要举行“外藩宴”，打了胜仗要举行“凯旋宴”，每当钦定书籍编纂完成要举行“修书宴”，皇帝经筵礼成后要举行“经筵宴”，临雍礼成后要在礼部举行 “临雍宴”，顺天乡试后要举行“鹿鸣宴”，殿试之后要举行“恩荣宴”等等。
清廷大型公宴，一般在皇帝上朝办公的三大殿等地方举办。届时，设御宴于皇帝宝座前，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外国使臣，都要穿朝服。宴会由皇帝亲自主持。宴席过程中，要举行诸如皇帝入座、敬酒、进馔、颁赏及群臣的转宴、谢恩等仪式。同时，还有庞大的乐队依时演奏不同的宫廷音乐，吃饭时，还有各种乐舞百戏表演。在京西御园兴建以后，以上这些筵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三山五园举行。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筵宴是每年正月上元节前后的外藩王公赐宴和娱乐活动。 在康熙朝，尤其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畅春园建成以后，几乎每年正月的上元节赐宴都会在畅春园举行。康熙三十一年（1692） 正月十三日，康熙帝奉皇太后幸畅春园。十四日，上元节前一天赐外藩敖汉、科尔沁、阿霸垓、土默特、苏尼特、乌朱穆秦、喀尔喀、翁牛特、蒿齐忒、四子部落、巴林、喀喇沁、柰曼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大学士、上三旗都统、副都统、尚书、侍郎、学士、 侍卫等宴。十五日上元节当天，又赐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大学士等宴。除非外出巡幸等特殊情形，康熙时期的上元节基本在畅春园度过。
雍正朝在京西御园理政的中心从畅春园转移到了圆明园，每年正月上元节赐宴也挪到了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雍正四年（1726）正月十三日，雍正帝幸圆明园。十四日，以上元节赐外藩科尔沁、翁牛特等部王公宴。十五日，又赐外藩王、贝勒、贝子等宴。除了作为惯例的上元节赐宴外，雍正帝也曾在其他节日选择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例如，雍正五年九月初九日，以重阳令节，御正大光明殿，赐诸王大臣宴及缎匹有差。
圆明园四十景之 正大光明
正大光明咏
进入乾隆朝，上元节依然延续了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赐朝正外藩筵宴的惯例。乾隆三年（1738）正月十五日，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及内大臣、大学士等宴，参加此次筵宴的有来自科尔沁、乌珠穆沁、喀尔喀、敖汉、苏尼特、翁牛特等部王公近二十人。自乾隆朝后，历经嘉庆、道光朝，直到咸丰十年，正大光明殿赐外藩 筵延续不断，成为一种常例。在宴会上，乾隆帝能用各民族语言与各地王公进行交谈。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帝御制诗中说自己于“乾隆八年（1743）始习蒙古语，二十五年（1760）平回部遂习回语，四十一年（1776）平两金川略习番语，四十五年（1780）因班禅来谒，兼习唐古特语”。所以每岁年班蒙古、回部、番部等领袖到京朝见时，乾隆帝均能做到不用翻译，以其语慰问。
赐宴外藩规模较大，程序较多。在宴会开始前，内务府掌仪司会事先安排好礼乐与宴乐。首先布置礼乐，陈中和韶乐于殿下左右，陈清乐于左，陈丹陛乐于出入贤良门左右；然后布置宴乐，笳吹（蒙古乐队）、队舞（满族乐队）、杂技、百戏分别排列于殿外东西隅。武备院门内张起黄幕，内务府掌仪司也在此处设置放置酒杯的台子，礼部带庆隆舞大臣与内务府总管设座于黄幕左右。皇帝所用宝座与大宴桌安设好后，尚膳总领于宝座前摆设御筵，记注官（领侍卫内大臣）设于宝座后左右，然后于殿内左右设内外王公、贝勒及入殿大臣的席位，于殿檐下及丹陛左右设置贝子、公、额驸、台吉与入宴大臣、侍卫等人的席位，理藩院堂官也坐于此处。
全部安排妥当后，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参加宴会的王公大臣们穿着蟒袍、补服入席。十一点至十二点皇帝来到正大光明殿，行燕礼，中和韶乐作《怡平之章》。宴会的过程主要有大臣在尚茶正的指引下给皇帝敬茶、敬酒，尚膳正奉旨给各席分赐食品，其间每一步掌仪司人员均会奏乐相应，所奏唱乐章有《海宇升平之章》《万象清宁之章》，然后，表演《庆隆舞》《扬烈舞》，再演出杂技与百戏；宴 毕，群臣行一跪三叩礼，皇帝还宫，中和韶乐奏《升平之章》。
皇帝赐宴外藩是清政府巩固民族团结的象征，对于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众多参与赐宴的王公中，有一个家族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外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的超勇亲王策棱家族。
策棱（？—1750），喀尔喀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元太祖成吉思汗第二十一世孙。其曾祖名图蒙肯，号班珠尔，因崇奉黄教，受达赖喇嘛器重，号曰赛音诺颜（蒙古语，意为“好官”）。喀尔喀蒙古分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三部。早在清太宗崇德八年（1638），三部即向关外的清朝遣使奉表称臣，献九白之贡。清朝定都北京后，忙于应付南明势力和随后爆发的三藩之乱，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管辖尚未及加强。康熙二十七年（1688），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军进犯喀尔喀，喀尔喀三部大败，在黄教高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率领下投奔清政府，求取保护。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继在乌兰布通击溃噶尔丹军后，亲赴多伦诺尔，召集内外蒙古诸部会盟，正式在喀尔喀蒙古实行札萨克旗制，将三部直接置于清朝的管辖之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策棱随其祖母投奔了清朝。
策棱家族牧地在喀尔喀蒙古塔米尔河流域，当噶尔丹率军东进时，对喀尔喀蒙古大肆掳掠，策棱家族、部属亦未能幸免于难。康熙三十一年（1692），丹津妻格楚勒哈屯自塔米尔携策棱及其弟恭格喇布坦来归。此时，策棱只是一少年，但已受到康熙帝的器重，康熙帝授策棱三等阿达哈哈番，赐居京师，命入内廷教养。内廷教养为清代满蒙联姻制度之一。按此制，凡被选中之蒙古王公子弟，送 入京师宫中，与诸皇子一同受文化、骑射等教育。在宫中教养成长的策棱也被清统治者视为至亲，“世笃姻盟拟晋秦，宫中教养喜成人”，“此曰真堪呼半子，当年欲笑拟和亲”。可见，在内廷教养的蒙古王公子弟与清皇室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策棱在内廷教养十余年，在康熙帝的关怀和注视下成长为文武兼备的一青年蒙古王公。康熙四十五年（1706），尚圣祖女和硕纯悫公主，授和硕额附。策棱成为康熙帝之婿后，很快即成为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中坚人物。在维护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统治，巩固边疆统一局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熙五十四年（1715），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进犯哈密，北路清军进驻科布多。策棱奉命出北路防御策妄阿喇布坦，此后他在与准噶尔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中屡建奇功。比如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乌兰呼济尔之战，“屡破准噶尔”，还焚毁了他们粮食。
策棱秣马厉兵，练猛士千人，隶帐下为亲兵，所带领军队纪律严明，“每游猎及止而驻军，皆以兵法部勒之，居常钦钦，如临大敌”。在当时策棱的“赛音诺颜一军雄漠北”。雍正九年（1731），清军主力在和通泊之战中惨败，准噶尔部妄图再次东进。策棱先后两次与准噶尔主力交锋，均取得胜利。在额登楚勒之战后，雍正帝加封策棱为和硕亲王，赐银万两，同时授予喀尔喀大札萨克。之后的光显寺（又称额尔德尼昭）之战，重创准噶尔军队，令准噶尔部元气大伤，不得不与清朝议和。消息传到北京，雍正帝大喜，重赏了策棱，赐号超勇，赏给马二千匹、牛千头、羊五千只、白银五万两。
之后，策棱一直镇守喀尔喀地区，防范准噶尔入侵。到乾隆十三年（1748），78岁的策棱病死，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帝亲临祭奠，同时命配享太庙，谥曰襄，并御制挽诗。在清朝历史上，能够配享太庙的蒙古人，除了咸丰朝的僧格林沁之外，就是超勇亲王策棱。
为清代国家统一事业做出贡献的还有策棱之子成衮扎布和车布登扎布。
成衮札布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随军征讨准噶尔。雍正十年（1732），因在光显寺战役中大败准噶尔军有功而授一等台吉。乾隆元年（1736），封固山贝子，授所部副将军。乾隆四年（1739），封世子，赐杏黄辔。乾隆十五年（1750）其父逝世后，袭札萨克和硕亲王兼盟长，并授定边左副将军。乾隆十九年（1754），罢定边左副将军职。乾隆二十一年（1756），和托辉特部青衮咱卜叛清，成衮扎 布复职，统兵征讨，擒获青衮咱卜。乾隆二十二年（1757），授定边将军，统军征讨辉特部巴雅尔。同年入觐，复授定边左副将军。乾隆二十八年（1763），督理乌梁海与哈萨克互市。乾隆二十九年（1764），奏修乌里雅苏台旧城。
车布登扎布，额驸策棱次子，初授一等台吉，雍正十年（1732）参加额尔德尼昭之战，封辅国公。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授他为所部副将军参赞。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帝命分其兄成衮札布所属自为一旗，建立札萨克。乾隆十九年（1754），督兵招抚乌梁海，以征乌梁海及准噶尔有功，赐贝子品级。乾隆二十年（1755）， 随清军参加征讨准噶尔达瓦齐至伊犁。伊犁平定后，晋封多罗贝勒。原辉特部台吉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谋叛，车布登扎布将此事密告将军班第，随后参加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乾隆二十一年（1756），追捕阿睦尔撒 纳至哈萨克境，进封多罗郡王。乾隆二十二年（1757）署定边副将军。遣兵擒青衮咱卜叛党达玛琳。乾隆二十三年（1758），授定边右副将军，随定边将军兆惠征阿睦尔撒纳余众及新疆“小和卓”霍集占。乾隆帝以其父“超勇”号赐给他，并晋亲王品级。乾隆二十四年（1759）参加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西域事定，以功臣画像列紫光阁。乾隆二十七年（1762），奉命到西藏。乾隆三十六年（1771），代其兄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授盟长。后因牟利被劾，罢左副将军。又因擅请展牧界，削亲王品级。乾隆四十七年（1782），卒。
策棱之孙、成衮扎布之子拉旺多尔济，也深受乾隆帝和嘉庆帝的重用。
拉旺多尔济，固伦和静公主额驸，超勇亲王策凌与固伦纯悫公主之孙、札萨克和硕亲王成衮扎布第七子。乾隆二十九年（1764）封为世子。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尚乾隆帝第七女固伦和静公主，授固伦额驸。乾隆三十六年（1771），袭封超勇亲王。乾隆四十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寻兼都统。
乾隆五十一年（1786），御前大臣七额驸拉旺多尔济回游牧处时，意外从马上跌落，导致右大腿骨节受损。乾隆帝视拉旺多尔济为“犹朕子也”，对女婿的伤势非常关心，曾多次询问：“汝身体究竟如何，能否徒步行走？”又派大夫、官员探视。拉旺多尔济回奏：“仰承汗阿玛之慈谕，甚是肿胀，意欲动身，实难忍受。现奴才拉旺多尔济之身躯，蒙汗阿玛之恩典，著蒙古大夫接骨抻筋，虽已固定， 慢慢调养好转，但身体无法用力行走，唯人搀扶勉强行走。奴才见好后，即前去朝见汗阿玛。”乾隆帝朱批让他“不要太勉强”。疼爱之情，溢于言表。
至嘉庆朝，拉旺多尔济又立下一功。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嘉庆帝回宫，乘舆行至顺贞门时，遭遇闯入宫中民人成德行刺。慌乱之中，拉旺多尔济奋勇擒获刺客。嘉庆帝因其救驾有功赐御用补褂，任命其为上书房总谙达，并封其过继之子巴彦济噶勒为辅国公。嘉庆二十一年因病乞归，五月十六日卒。
万国来朝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策棱祖、孙三代都为清王朝的安危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在每年的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赐宴中留下了诸多身影。额驸策凌先后于乾隆六年（1741）、乾隆八年（1743）、乾隆十三年（1748）的正月上元节数次参加正大光明殿赐宴。乾隆十三年正月，乾隆帝赐酒策楞后赋诗中有“我有来朝客，群称守土臣”之句。
成衮扎布也先后于乾隆六年（1741）、八年（1743）、九年（1744）、十八年（1753）、二十六年（1761）、三十五年（1770）参加过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的赐宴。其中，乾隆六年、八年都是与父亲一起参加。策棱之子车布登扎布也于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参加过赐宴。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身为和硕亲王的成衮扎布与儿子多罗贝勒拉旺多尔济一同参加赐宴。乾隆三十五年上元前一日，成衮扎 布与儿子拉旺多尔济还一起参加了乾隆帝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近亲诸王宴。“是日宴近亲王暨皇子皇孙，特命定边左副将军超勇亲王成衮札布及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拉旺多尔济并得与列”。可见，乾隆帝已将二人视为至亲。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乙丑，乾隆帝将和静固伦公主许配给拉旺多尔济，又在正大光明殿赐宴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 额驸拉旺多尔济及其近族王公。
乾隆时期在圆明园举办的赐宴外藩的活动，除了带有节日娱乐的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民族团结、国家一统的象征。而来自喀尔喀赛因诺颜部的策棱家族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乾隆帝曾撰《圣武纪》，盛赞额驸一家为清代统一事业做出了极大的功劳。“父子兄弟三为定边左副将军，节制漠北数千里，阀阅威名，二百年未之有也。而成衮札布子拉旺多尔济尚固伦和静公主，亦从征临清、石峰堡，有战功。世长朔漠，世翰西陲，功名追卫、霍，忠贞符日磾。本朝外藩勋戚之盛，内蒙古推科尔沁部，外蒙古推赛音诺颜部。”清代的统一大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各民族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策棱家族多次获荣参加在正大光明殿的外藩赐宴，只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一个例证。
本文摘自《圆明园故事》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