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圆明园惨遭焚毁。咸丰帝由圆明园逃往热河并病死于此。圆明园被毁，给清朝统治者和国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和隐痛。

据档案记载，内务府大臣明善在勘察园内外情形后曾向咸丰帝递交“明善奏查得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折”，称圆明园内蓬岛琼台、慎修思永、双鹤斋等座及庙宇、亭座、宫门、值房等处，虽房座尚存，而殿内陈设、铺垫、几、案、椅、杌、床张均被抢掠，其宫门两边罩子门，及大北门、西北门、藻园门、西南门、福园门、绮春园宫门、运料门、长春园宫门等处虽未焚烧，而门扇多有不齐。 圆明园损失惨重，昔日繁华堂皇景象不再。

同治七年（1868），内外形势刚趋于稳定，重修圆明园之议便被立刻提出。这年七月，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以复旧制，并代递内务府库守贵祥事先拟好的于京外各地按亩按户按村鳞次收捐的筹款章程，美其名曰既不动用库款，又可代济民生，条理得宜，安置有法。此议一出，立刻遭到恭亲王奕訢等人的强烈反对，请旨严斥。八月初一日，同治帝下旨痛斥德泰，认为其在军务未平、民生 未复之际，却出此荒谬离奇之论，实为伤民误国之举，丧心病狂。之后，德泰因有悖言官之责而被革职。贵祥则以微末之员、妄用条例、希图渔利的罪名被革职并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第一次修园之议就这样迅速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修园之议的背后真正授意者乃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希望重修的人当然就是慈禧太后了。所以，同治帝尽管迫于廷臣压力处罚了德泰等人，但并不算严厉，也未深究内务府其他官员之责。这次事件也暴露出奕訢等人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两宫太后在奕訢的支持下，发动“辛酉事变”，罢辅政大臣，夺权成功，但太后与奕訢等人因权力而产生的冲突很快就显示出来。早在同治四年，慈禧便利用“蔡寿祺事件”褫夺了奕訢的议政王头衔，而奕訢又利用此次修园之事反手痛击了一次慈禧集团。同治九年（1869），奕訢等人又以安德海以太监身份私自出宫、有违祖制为由，诛杀了他。自此，外廷朝官与内廷太后之间的矛盾开始势同水火，使朝廷政务的处理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党争的痕迹。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亲政。重修圆明园也成为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八月二十一日，同治帝以颐养太后为名，颁布了修园上谕。据张家懿所藏内务府《采办木料奏底》记载，此次拟修复殿宇共计三千余间，范围涉及到圆明园和万春园两园。帝师李鸿藻率先谏阻，提出现今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刚刚平定，西北回乱又起，国家正是固本培元之时，万不可以有用之 钱行无用之事，在其劝阻下，同治帝做了让步，由原来计划修复三千多间缩小为仅修理两宫太后所居之殿和自己偶尔驻留听政之所。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发布“择要兴修圆明园”上谕，称：“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日以复回旧制为念。但现当库款支继之时，若遽照旧修理，动用部储之款，诚恐不敷。朕再四思维，惟有 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跸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

出乎同治帝意料之外的是，在他看来这道已经能够表明自己虚心纳谏、隐忍让步的谕旨，还是在朝廷引起一片哗然之声。率先上折反对的是陕西道御史沈淮，称：“现在帑藏支绌，水旱频仍，军务亦未尽蒇。故请暂缓修理圆明园。”针对此，同治帝不得不再颁上谕，强调自己一向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岂肯再兴土木之工以滋繁费？ 修园完全是出于孝道，“该御史所奏虽得自风闻，不为无见。惟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著，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但物力艰难，事宜从俭，安佑宫系供奉列圣圣容之所，暨两宫皇太后驻跸之殿宇，并朕办事住居之处，略加修葺，不得过于华靡，其余概毋庸兴修，以昭节省，将此明白通谕中外知之。”但同治帝的这番解释并未得到臣工的理解，劝谏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同年十月初七日，福建道御史游百川上折以门禁不严、洋人妨碍体制和时机不成熟为由请求缓修圆明园，并在御前侃侃谏言数百言。但这并未改变同治帝的主意，游百川亦被革职。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十九日，圆明园的修复工程正式开工。二月，内务府奏准两湖、两广、四川等省分别采办大件楠、柏、黄松等木料，限期送往北京；又奏准“候补知府”李光昭捐报修园木料等。一些王公们也纷纷捐银助修，其中包括奕訢筹捐的五千两白银。

工程的具体设计由样式雷家族奉旨来完成。此前，同治帝曾下旨命内务府明善、贵宝带领雷思起至宁寿宫，看各殿装修样式并丈量等。同治帝对修复工程投入了很大的热情，曾于三月十二日、四月初九日、五月十一日、六月初三日等以每月一次的频率临幸圆明园，视察工程进展状况并不断调整修复重点、样式等。据《旨意档》记录，在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同治皇帝曾下旨：“九州清晏后抱厦撤去不要，改平台五间，不要后廊子，三面安横楣坐凳。”“九州清晏东进间安寝宫床罩，西进间供佛，前檐床，东进间安石榴罩。西进间安八方门口，明间东西安栏杆罩二槽，后五间添平台，明间安槅扇风门。”

虽然修复工程勉强开工，但朝臣的反对声音并未终止。一是修缮费用过高，木材短缺严重，工程实在难以为继；二是同治帝频繁去圆明园，被朝臣视为游乐之举，朝臣担忧皇帝耽于享乐而影响国家运转。由此，新一轮的劝谏之风很快掀起。李鸿藻首先谏言，劝皇帝要遵从祖宗家法，虚心纳谏，勤勉政务，轸念时艰，不做无益之游观。恰逢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彗星出现，时人皆以为不详之兆。两江总督李宗熹趁机上《星变陈言书》，以星象示警请停临幸圆明园。其他一些朝臣也纷纷以此上奏，或委婉或直接表达对工程的担忧和抵触。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进停止园工封奏，指出：“巴夏礼等焚毁圆明园，其人尚存，昔既焚之而不惧，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常人之家偶被盗劫，犹必固其门墙，慎其管钥，未闻有挥金夸富于盗前者。今彗星见，天象谴告，而犹忍而出此。此必内府诸臣及左右憸人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之举，使朘削而果无他患，则唐至元明，将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皇上亦思圆明园之所以兴乎？其时高宗西北拓地数千里，东西诸国詟惮天威，府库充盈，物力丰盛，园工取之内帑而民不知。故皆乐园之成，今皆反是。圣明在上，此不待思而决者矣。”言辞之恳切和激烈，同治帝阅后， 亦为之动容。

不久，李光昭谎报木价案爆发，使得圆明园修复工程更是雪上加霜、举步维艰。

李光昭，广东嘉应人，以贩卖木材和茶叶为生，后寄居汉阳多年，同治元年在安徽以监生身份报捐知府。同治十二年六年，其到京城贩卖木材，结交内务府大臣诚明、堂郎中贵宝、笔帖式成麟，知悉圆明园重修需用木材一事，便自称愿将数十年购置各处的各种木材捐献给朝廷，限十年运足价值十万两银子的木料，助修圆明园。在内务府奏请下，李光昭获准办理此事，并被给予了一系列特权， 如沿途关卡须免税放行，可驰往各处，联络商人，会明督抚，木料现银由其自便。此后，李光昭便打着奉旨采购的旗号，私刻“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衔”的关防，在四川等地招摇撞骗。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吴棠首先揭发了李光昭的不法行为，上疏称：“数十年来，未闻有外来李姓客商在川购办木料存留未运之事，近岁亦无李光昭其人采办木檀，殊属毫无凭拟。”同时，李光昭又因到广东、香港等地购买木材而与法国商人构讼，他在两地向外商购买了价值了五万四千余元的洋木，向内务府虚报价格为三十万两。木材运到天津后，又以尺寸不合为由拒不付款，法商随即通过本国领事出面，照会津海关和天津道，要求清廷抓捕李光昭，赔偿法商损失。同治帝令直隶总督李鸿章彻查此事。

李鸿章在调查后，向同治帝上“职官报效木植、现在无从验收转解一折”，将案情始末梳理清楚，查出李光昭所买法商木植，较之呈报内务府之数，木价既多浮开，银亦分毫未付。似此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同治帝震怒不已，认为此人无耻已极，下令将其先行革职，交由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立即注销。

李光昭案件的爆发，使罢停园工的呼声达到高潮。七月十六日，奕訢联合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大学士文祥，大学士李鸿章等十位重臣联衔上奏，列举诸帝创业之艰，守成不易，请求速停园工。并提出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六条谏议，希望同治帝能够修身养性、谨言慎行、以国事为重。群臣已从谏请罢园工升级到对同治帝治政的批评。提交后，奕訢等 担心同治帝不阅此奏，一日内多次请求召见，但始终未获允准。

十八日，同治帝终于召见奕訢等人，生气道：“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晓舌。”奕訢急忙解释说：“臣某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于是便将折中所陈之事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此位让尔如何？”文祥闻听，伏地大哭，几欲昏厥，被搀扶出去。奕譞泣陈皇帝“微行”之不当，同治帝坚持追问何处听闻，奕譞指明时间地点，同治帝才怫然语塞，表示园工一事，本为承欢太后，不能骤然停止，需请太后定夺方可。李鸿藻于是亲撰奏折呈递两宫皇太后，指出圆明园系不祥之地，不宜驻跸，且大局初安，元气未复，军饷防务尚不知从何筹措，实无力开启此工程。坊间知道内情者以为是皇上之孝心，不知者则将谓皇上耽于安逸享乐，人心难免浮动涣散。徒伤国体，万难有成，不如及早叫停，以安天下人心。紧接着，御史陈彝上折，指出内务府大臣办事有欺蒙之罪，请求交部议处。御史孙凤翔也上折参奏内务府大臣贵宝与李光昭交通舞弊、肆行欺罔之罪。

正当舆情激昂之时，同治帝却于二十一日再次前往圆明园视察 工程，并于二十七日召奕譞见驾。因奕譞到南苑验炮，便改召奕訢，质询微行之事到底从何处听说，奕訢无计可施，只好说是听其子载澂所言。同治帝愤恨不已，奕訢复劝其祖制不可失，历数简朴之道。据《述庵秘录》记载，同治帝听闻后，卧于榻上，静默良久，谓曰：“尔熟祖训，于朕事尚有说乎？”同治帝好穿黑色衣服。奕訢于是说： “帝此衣即非祖制也。”宫中制色，衣无黑色。同治帝反唇相击：“朕 此衣同载㬷一色，尔乃不诫月困而来谏朕（载㬷，奕訢之子）。尔姑退，朕有后命。”旋召大学士文祥入见，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展视，下与军机公阅，速行之。”文祥拆开一看，竟是杀奕訢之诏，便赶紧跪地叩首，再三恳请收回成命，同治帝不为所动。文祥只得退出求见慈禧太后，泣诉之。太后说：“尔勿言，将诏与予。”杀王之事才不了了之。《述庵秘录》并非正史，其记载亦不见得可靠。但从中能够反映出同治帝动怒不仅是因为园工之事，还有不光彩的隐私被窥伺、揭穿后的恼羞成怒，而且恐怕后者更让其难以忍受，这也造成了他与奕訢之间嫌隙和矛盾越来越大，渐至无法调和、弥补。

次日，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崇纶、左侍郎明善、前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春佑、总管内务府大臣贵宝等人以欺蒙入奏李光昭报效木植一事被议处革职。二十九日早朝时，同治帝召见军机大臣、王公大臣等再议修园之事。诘责奕訢、奕譞二人离间母子，把持政事，二王惶恐不已。翁同龢提出“今日事须有归宿，请圣意先定，诸臣始得承旨”，因此前奕訢等谏议折中曾有“臣等窃拟三海近在宫掖，亦 系列圣所创垂，稍加修葺，何不可娱悦圣情，或量为变通门禁，以便有时敬请皇太后銮與驻跸”的折中提法，同治帝便以此为台阶，在谕旨中提出要对北海、中海、南海“量加修理”，对于圆明三园，“俟将来边境乂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表示重修圆明园一事仅是搁置，并不是放弃不修。

至此，同治帝虽勉强同意暂时停工，但胸中之郁气并未散去。就在同一天，内廷向文祥等人发布了一道谕旨。旨中历数恭亲王种种罪状，宣布革去奕訢及其子载澂一切爵秩。文祥等以“皇上盛怒之下，不觉措辞过重，惟恭亲王万当不起”为由，请求留中缓发，未准。紧接着，同治帝发布停止修园诏书，并谕令将已革总管内务府大臣崇纶、明善、春佑改为革职留任。三十日，同治帝特发一道上谕，谴责恭亲王每逢召对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故革去其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革去载澂贝勒郡王衔，以示惩戒。较之前日，态度有所缓和，文祥等人的劝谏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次日，又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尽革淳亲王、恭 亲王、醇亲王、文祥等十重臣之职。两宫太后听闻，急忙赶至弘德殿，垂泪抚慰恭王，“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当天，明发懿旨恢复奕訢及载澂爵秩。这场皇帝惩处谏臣的闹剧始告一段落。

这一年的十二月初五，同治帝染疾驾崩。三日后，两宫太后降旨，三海翻修工程亦一概停止。不久，诱使同治帝微行的侍讲王庆祺被革职，内务府官员贵宝、文锡等亦被革职。一场为时一年的修园风波自此终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