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前后也是牡丹花开的重要时段，欧阳修挚爱牡丹，曾赞“最好花常最后开”，称道牡丹为春天压轴的“最好花”。牡丹盛开，绝对是暮春时节最疯狂的一场花事。

　　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别称鼠姑、鹿韭、白茸、木芍药、百雨金，又有洛阳花，富贵花之称。古人赞其为“国色”“国香”“国艳”“国貌”等，今人誉之为“花中之王”，并用“国色天香”这一特定词语给其定性。

　　牡丹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诗经》中，算起距今约有3000年历史；秦汉时以药用植物将牡丹记入《神农本草经》；东晋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中出现了牡丹的形象，南北朝时，北齐杨子华画牡丹，牡丹作为观赏进入艺术领域。

　　隋朝时，隋炀帝在洛阳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奇石花卉，易州进牡丹二十箱，植于西苑，自此，牡丹作为观赏植物进入皇家园林。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至开元中期，牡丹兴盛于长安，种植、观赏牡丹成为一种社会习尚。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留下了无数歌咏牡丹的佳章妙辞。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化浓”，白居易的“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等千古绝唱描述了“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盛况。

　　而白居易的《买花》：“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步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描绘了当时帝都长安名门大户赏花、买花的又一场景。北宋时，花会、花宴、画花、赋花等赏玩牡丹的活动风靡朝野。明清以降，牡丹更被视为“国花”冠绝群芳，清人姚元之所著《竹叶亭杂记》中，收录的牡丹花目多达百余种。

　　唐代徐凝在他的诗中描写了牡丹花开时节，万人空巷，大街上满是车马，人们观赏牡丹的情景：“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春日赏玩牡丹的习俗，始于隋唐，历朝历代长盛不衰。明清时期，每当谷雨时节，大江南北赏玩牡丹蔚然成风。而圆明园中的牡丹与园主人亦流传着一段佳话。

　　位于圆明园后湖东岸南部的镂月开云，四面山环水抱，三间主殿前的牡丹非常繁盛，因以牡丹著称而得名牡丹台，康熙朝时这里是胤禛花园的主要景观之一。花开时争奇斗艳，煞是好看。

　　康熙曾12次临幸圆明园游赏进宴，其中多在谷雨至小满之间牡丹盛开的季节莅临。最末一次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康熙专程来圆明园镂月开云欣赏牡丹，陪同侍奉的有年仅12岁的皇孙弘历。康熙见到聪明伶俐的小皇孙，异常高兴，传旨将弘历招入宫中培养。就这样，主宰中国命运长达130余年的康、雍、乾三朝天子，在这里汇聚一堂，被传为佳话。乾隆登基后为纪其皇祖之恩，曾亲笔手书“纪恩堂”匾额，悬挂于镂月开云殿内，并御制《纪恩堂记》：“皇考奉皇祖于圆明园之牡丹台观花侍宴，以予名奏闻，遂蒙眷顾，育之宫中……，今岁于圆明园颜堂曰纪恩，并为记，以述承恩所自始，付托所荐重”。圆明园牡丹台对于乾隆帝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或许，胤禛、弘历相继承袭帝位与祖孙三代在牡丹台的这次相会不无一定的关系。

　　也许是有了三代同堂“序天伦之乐事”欢愉，也许是雍正对牡丹一直以来的喜爱，雍正七年（1729）冬，内务府官员持出用梁州所进牡丹花种5样培育的牡丹方一件，雍正帝口谕：“着交圆明园总管太监李德，选应种之处栽种试看，钦此。”雍正不仅在园内应种之处广植牡丹，而且对牡丹也不吝赞美之词，他在《牡丹台》一诗中这样盛赞牡丹：“叠云层石秀，曲水绕台斜。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

雍正赏牡丹图

　　历史上，圆明园内以牡丹著称的景点有镂月开云、慈云普护、慎德堂及鉴园的芳晖楼。今天我们不仅可以在镂月开云牡丹台欣赏百年牡丹的风格卓立，也可在含经堂、藻园等景区领略牡丹姹紫嫣红之姿、浩态酣春之势；既可开启一段美的旅程，亦可收格物致知之效。

　　圆明园研究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