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

盛时圆明园——皇家宫苑（1707～1860年）

　　举足轻重的地位。圆明园由紧相毗连的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是清朝五代皇帝历时150余年，集中无数能工巧匠倾心经营的大型皇家宫苑。它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十六年（1707）。最初是康熙给皇四子胤禛（即雍正）的赐园。雍正即位后，在园南部增建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乾隆在位60年，他除了对圆明园继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还在东侧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绮春园。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时，又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扩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道光时，国事日衰，财力不足，但宁撤万寿山、香山、玉泉“三山”的陈设，罢热河避暑山庄与木兰狩猎，却仍不放弃对圆明三园的改建和装饰。

　　圆明园是清代五位皇帝长年居住、生活并处理朝政的地方，即所谓“以恒莅政”，或称之为“凡莅官治事，一如内朝”的一座大型宫苑，前后长达130余年之久（1723年到1860年）。这就是说，清王朝统治中国268年中，全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实际上是由圆明园与紫禁城共同构成的。它与大内（紫禁城）的不同之点，在于宫苑结合、以苑为主，是封建帝王“避喧听政”、“宁神受福”的理想场所。并形成了独特的帝后园居、官员奏事、禁园管理和护军拱卫制度。清帝每年都有大半时间居住园中，并在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设置有内阁、六部、军机处等中央政府各部院衙门的办事机构，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

　　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造园艺术、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突出的政治地位闻名于世，被誉为“万园之园”，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乾隆皇帝赞誉其“规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法国大文豪雨果把圆明园和雅典的帕特农（Parthenon）神庙分别称为东西方艺术的代表，盛赞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一位曾经看到圆明园景色的英国随军牧师写道：“必须有一位身兼诗人、画家、历史家、美术鉴定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的人物，才能图写园景，形容尽致。”从这些描述中不难想见圆明园曾有的辉煌与秀美。

　　圆明园九州景区复原图（张宝成绘）

　　皇家园居生活。清帝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他们通常是从正月灯节之前，就由紫禁城移来。届时皇太后、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眷属，都一同随往。待入冬之后，皇帝又由圆明园迁回大内时，也是“宫眷皆从”。这种每年两度的浩浩荡荡大迁居，当时俗称为“大搬家”。当然，皇帝园居期间，他本人是要频繁往来于大内与御园之间的，正如乾隆所云“宫禁园庭往来居”。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帝特别喜欢居住在园内，乾隆说“紫禁围红墙，未若园居良”，所以，在需要暂时离园时，只要可能他们就会回园居住，尤其盛夏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些朝政礼仪活动，皇帝必须要在宫内完成，如元旦（正月初一）、冬至、万寿三大节要在宫内朝贺；仲春经筵（御前讲经）、孟冬颁朔（颁布历书）、殿试传胪（钦定状元）、御殿视朝（升迁官员谢恩）等，多在宫内举行。再加上还有各种祭祀活动，皇帝不但要亲祭，而且还必须先期回宫“斋戒”。此外，皇帝也要去谒祖陵、行围、巡游等等，所以常常是来去匆匆，频繁往返。但一年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圆明园度过的。如雍正在圆明园度过十几年的帝王生活，除冬日在紫禁城略住几十日之外，主要在圆明园居住。雍正十一年（1733），全年共计355天，胤禛有247天生活在圆明园，占全年天数的百分之七十。乾隆的活动范围较大，除紫禁城、避暑山庄、南巡、东巡等，他也是长期在圆明园居住。乾隆二十一年（1756），有闰月，全年共384天，乾隆外出巡游、行围、谒陵共109日，其余居大内118日，居圆明园157日。嘉庆之后，皇帝在圆明园居住的时间更长，尤其道光帝，每年在圆明园居住的时间一般要接近300天。道光二十四年（1844），共347天。道光帝在圆明园居住达274天，在宫中居住仅73天，园居时间达全年的八成。该年冬至前道光帝奉太后回宫，次年正月初九就回到圆明园。另外，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胤禛病逝于圆明园九州清晏；乾隆二十五年(1760)，嘉庆帝颙琰诞生在九州清晏的天地一家春；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旻宁，死于九州清晏慎德堂；道光十一年(1831)，咸丰帝奕詝生于圆明园湛静斋。由此也不难看出皇室在圆明园生活居住的时间之长、之频繁。

　　圆明园是清代皇室优游享乐的地方。皇室成员们可以在河湖泛舟，在福海观赏龙舟竞渡、河灯、乘坐冰床游赏；在文源阁等藏书楼读书、在同乐园等戏台听戏、在山高水长欣赏元宵火戏；在买卖街陶醉于模拟市井街市的风情；在北远山村、多稼如云等地享受农桑、田园、水乡的景致；在西洋楼欣赏各式各样的西式水法；他们还可以在园内拈香拜佛、登高揽胜、宴饮咏对。皇室贵族们在圆明园优美秀丽的环境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历次劫难——旷世名园成废墟（1860～1949年）

　　1860年圆明园被焚后，圆明三园内还残存有一些建筑，仍是皇家禁园，并继续保留总管等官员。同治年间曾试图部分重修圆明园，但终因财力不足而中途作罢。1900年，八国侵略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侵略军在京城内烧杀掳掠，京城内外秩序大乱。战乱中，土匪、兵痞、管园太监等趁火打劫，推倒残存建筑、拆运木料砖瓦。历时数月，圆明园原幸存及经同治、光绪两朝修缮、拆盖的百余座数百间园林建筑，均遭彻底毁灭，古树名木被砍伐殆尽。至此，圆明三园除残垣断壁、巨石杂草和荒山之外，幸存者仅有绮春园宫门、福缘门门楼及正觉寺几座屋宇。清末，作为禁园的圆明园，园内的稻田、苇塘租给园户们植种，每年皇室收取租金。清帝逊位后，圆明园虽仍属皇室私产，但园内的砖石遗物等遭到巧取豪夺或有组织地损毁。1928年下半年，北平特别市接管园明园遗址后，园内残存砖石被多次变卖或经批准挪作他用。就这样，经过入侵者的“抢劫”、“火劫”，以及其后的“木劫”、“石劫”，一代名园最终沦为了一片废墟。

　　筚路蓝缕——遗址保护的起步（1949～1976年）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积极抢救、妥善保护、科学整修和有效利用圆明园遗址这一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重大政治、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一直是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解放初期，圆明园遗址仍由颐和园管理部门代管。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下令禁止任何机关移用圆明园石块。1956年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准：市园林局在圆明园内荒地进行绿化，用地18公顷。1959年12月，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划定圆明园的绿化用地设计范围为423.5公顷。1960年3月11日，海淀区人民委员会公布海淀区第一批古建文物保护名单。圆明园西洋楼残存石雕及散失在朗润园的五块刻石列于其中。同年5月，市园林局完成征用园内农业用地1069亩。1962年5月，根据大力支援农业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决定将圆明园已征用的土地和地上苗木移交海淀区管理。6月，市园林局与海淀区签订移交协议，计交地1809亩、树木72万余株。颐和园代管之苇塘等不作移交。交区后，区人委责成区农林局将圆明园绿地交海淀公社西苑大队管理。1964年10月，海淀区成立专业绿化队，圆明园遗址交区绿化队管理。1973年，海淀区革委会在圆明园遗址召开现场会，明确规定不许擅自砍伐园内树木、不许挖山取土、不许挖掘砖石和随便建房。

　　遗址得以初步保护、绿化，图为1956年绮春园问月楼遗址

　　出土的青玉太狮少狮（今藏首都博物馆）。

　　这一时期尤为需要牢记的是，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经三次力保圆明园遗址。特别是在1951年时，他即叮嘱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梁思成：“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用了。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我们还可以恢复嘛。” 1953年周总理又及时制止了中央党校拟在圆明园选址建房方案，并对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说：“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正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高瞻远瞩，以及彭真市长对保护圆明园遗址和遗物的多次特别关照，并明令“今后任何机关，不得移用圆明园石块”，因而在首都建设用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圆明园遗址总算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在遗址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植树绿化，共有10余万株树木存活并蔚然成林，初步改变了圆明园遗址昔日满目蒿莱的荒凉景象。这也正是后来能够开辟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根本基础。但非常遗憾的是圆明园遗址在得到初步保护的同时，文革期间又遭到一些人为破坏。

　　探索中前进——遗址公园的开辟（1976～1988年）

　　1976年11月，圆明园管理处成立。遗址专管机构的成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出现，这再次说明圆明园的盛衰荣辱始终是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的。最初，圆明园管理处只有28名职工。当时在圆明园遗址内种田、居住的有海淀公社(乡)二三千个农业人口，并有十多个市属、区属和乡属驻园单位，而圆明园管理处又是业务上属市园林局，党政关系在区建设局，这种管理体制就造成了谁也管，谁也不好管的困难局面，增加了遗址管理工作的难度。不过圆明园遗址毕竟有了专管机构，遗址保护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遗址保护、园林建设开始有了明显进展。

　　管理处成立之初，缺房少钱设备差，条件十分艰苦，几十名职工凭着满腔热情，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着辛勤耕耘。他们既要养护园内已有的十多万株树木，又年年新植树在6000株以上。而那时除了每月几十块钱工资之外是没有任何补贴和奖金的。就这样，他们先后绿化了70余处荒山空场，重点调整了长春园北半部的绿化，西洋楼大水法一带，还栽了花灌木、草坪和近千米的绿篱，这就明显地提高了绿化美化效果。

　　圆明园管理处职工主要靠自身力量，大大地改善了遗址东半部的游览条件。并且从圆明园的特点出发，年年利用十冬腊月绿化淡季，艰难地精心清理西洋楼遗址。先后清理并初步整理了方外观、观水法、大水法和远瀛观等5处古建基址。清运渣土3000多立方米，并将500多块几百公斤重的石构件，一寸一寸地挪归原位，大水法前的三个喷泉池，正是这样逐渐显露出旧貌的。观水法的五块石雕巨屏和两件汉白玉方塔，早在五六十年前被弃置于朗润园。1977年10月，圆明园管理处职工用一架绞盘，将其一块一块地拉出百余米长的湖滨曲径，而后吊运回园内并归安于原位。百余年来圆明园的建筑残件一直在被运走和破坏，这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失散遗物运回园内归位，实为圆明园惨毁史的重大转折。从此也宣告了西洋楼遗址一带“树乱草杂地不平，游人计少冷清清”的旧局的终结。不仅西洋楼遗址一带得到局部清理和整理，而且整个遗址东半部的园林道路、园林设施也从无到有，逐年改善，来园凭吊的游客也大幅度增加。

　　经过长期动乱，圆明园遗址几乎被人们遗忘。管理处成立初期地图、报刊、影视、广播几乎都没有“圆明园”这个字眼。鉴于当时人们不重视甚至有意无意地破坏遗址，主要还是由于不懂得珍惜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为了促进遗址保护工作，圆明园管理处于1977年4月在侯仁之教授、赵光华先生的推动下，邀集各方面专家首次就“遗址保护”进行笔谈和参观座谈。管理处着力通过报纸呼吁加强遗址保护，还专门抽调人员搜集史料、调查遗址现状，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1979年11月，在西洋楼旧址正式推出“圆明园园史展览”，圆明园史展览馆正式开放，受到国内外游人的好评。展览从内容确定，到制作复原模型，乃至修建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展览室，都是由管理处职工独自完成的。这样，一代名园的兴建史、惨毁史、昔日状貌和遗址现状等基本轮廓，得以首次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对帮助群众了解圆明园、矢志振兴中华起了积极作用，也成为后来遗址整修的先声。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对圆明园遗址更加关注和关心。1978年4月，民盟、农工民主党中央的部分领导成员和市政协委员等60余人来遗址参观，侯仁之教授作园史介绍。同年9月下旬，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历史所刘祥桢、程敬琪的推动下，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古建筑古园林学组，就圆明园遗址保护和利用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先是在建研院礼堂作学术报告，到会700余人；接着组织参观遗址，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等百余人参加，单士元先生作了园史介绍；尔后还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会后，土木建筑学会撰呈建议报告——《圆明园遗址应当保护，不容破坏》，谷牧副总理很快批示：“请养初同志找北京市有关同志一起，研究提出方案”。12月6日，国家建委副主任宋养初召集国家和北京市城建、文物、园林、规划等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制定圆明园遗址保护和利用方案。宋养初还专门参观了遗址，并特意会见美籍华人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征询意见。此后先由北京市园林局接着又由市建委出面，在1979年2月和4月，两次召开圆明园遗址保护利用方案讨论会，5月2日，谷牧副总理视察了圆明园遗址。1979年8月北京市政府公布圆明园遗址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是圆明园罹劫120周年。汪之力、单士元等专家学者积极推动，中国建筑学会历史学术委员会，于8月13日～19日，在国家建委礼堂召开了全国性的“圆明园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国家建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政协文化组、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及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沈阳、西安、包头、承德、合肥、宁夏等地的专家学者90余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并发起“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签名活动。随后圆明园学会筹委会又在人民大会堂和故宫多次举办圆明园学术研讨会、纪念会和历史资料展陈活动。“倡议书”也得到了宋庆龄、习仲勋、沈雁冰、许德珩、张爱萍等知名人士及专家学者社会各界1583人的积极支持；与此同时各种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相继登载、播发了大量有关消息、图像和专题片，从而形成了对圆明园遗址保护极为有利的强大社会舆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社会活动在国内外全面展开。1981年5月，园内由颐和园代管的309亩苇塘移交圆明园管理处管理。1981年8月，北京市人大40名常委视察了圆明园遗址，建议“迅速采取措施，开辟圆明园遗址公园”。10月，市政府责成海淀区负责遗址公园开辟工作，区政府随即呈送了专题报告，市长办公会议原则决定“对圆明园遗址必须加以保护，并根据财力，逐步进行必要的整修”。1983年10月，经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白介夫批准，圆明园管理处升格为处级事业单位，由海淀区政府直接领导。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把圆明园遗址规划为遗址公园，这明确了圆明园遗址的发展方向。同年，北京市政府召开了圆明园遗址保护整修专题会议，研究圆明园遗址的整修问题。并决定成立“北京市圆明园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由副市长白介夫任主任，副市长张百发和市政管委、文物局、海淀区及圆明园学会负责人任副主任(该筹建委员会1986年更名为建设委员会，相继牵头的副市长有陈昊苏、张百发、何鲁丽、汪光焘等)。与此同时，市政府并拨专款40万元，用以修复长春园围墙。“以木为本、以水为纲，以遗址为特色”，成为建园的基本指导思想。然而在当时，尽管遗址整修已提上了日程，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圆明园遗址内尚有农耕地2000余亩，园内农民的出路问题颇为棘手，这是遗址公园建设所面临的一大难题，遗址整修实际上只具有象征意义，或者说只是拉开了序幕。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1984年9月，在海淀区离休老干部原区委书记张还吾、原副区长杜辉的鼎力推动下，在北京市特别是海淀区政府直接领导以及圆明园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达成联合协议：由国家与农民按照统一规划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开发中涉及到的农户劳力，由联合开发公司安置从事种养业和服务业，开发建设中需占用农田时则不发补偿费。这是既不让国家在农民转居、转工上为难，同时能让农民安居乐业，而又于圆明园开发建设极为有利的好办法，从而使遗址保护与整修事业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1984年12月1日，福海景区整修开工典礼举行，历时7个月竣工，继而又动工整修绮春园的山形水系，至1986年6月开缆放船。工程以挖湖补山为主，共动土方40万立方米，使110公顷范围的山形水系基本恢复原貌(包括近60公顷水面)，后又经过两年完善提高，并修复新宫门和欧式“迷宫”，遗址公园已初具规模。从福海整修工程前后起，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开发建设工作，除了北京市遗址公园筹建(建设)委员会和市政府有过多次重大决策之外，海淀区还成立了“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董事会”，区委书记张福森、区长史定潮均为常务董事，张还吾出任董事长，杜辉是副董事长兼联合开发公司总经理。当时遗址整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张还吾和杜辉两位老干部亲自挂帅主持的。从福海整修起，工程资金主要由海淀区筹措。最初的福海景区整修和农业劳动力安置，共筹集了306万元，其中市政府拨款及市有关部门给专项经费100万，海淀区政府拨款70万，文物部门给古建基址整修费20万，管理处自筹50万，其余是由社会各界集资、损助的。

　　　 1988年6月29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对社会开放

　　稳步发展——2000年《规划》的诞生（1988～2000年）

　　1991年7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发布《关于严格控制颐和园、圆明园地区建设工程的规定》。自8月1日起施行。1991年、1992年，遗址公园整修和建设方面重点修复了别有洞天西山四方亭、绮春园鉴碧亭、浩然亭；全面补砌绮春园东半部河湖自然石驳岸4960延长米，新建凤麟洲九曲桥；全面清整西洋楼遗址西半部，廓清各座建筑基址及喷水池，并归位部分石件。1992年12月，整修长春园山形水系工程开工，至1994年5月放水竣工。共清挖土方30万立方米，恢复水面28公顷，整理山形42座，整修驳岸9232延长米；清整海岳开襟、思永斋、流香渚、得全阁、玉玲珑馆、鉴园等7处遗址2万平方米；整理十三孔长桥、三孔翠鸟桥桥基，挖掘复位狮子林单孔“虹桥”等3座石拱；并修闸建桥，铺设园路和污水管线，全面进行绿化美化，种各类乔灌木5万余株。1993年3月19日，国务委员李铁映来园视察，并主持会议研究遗址保护、整修、利用问题。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和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北京市市长李其炎、副市长何鲁丽等负责人出席会议。经讨论议定：对圆明园遗址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当务之急是尽快把遗址内的单位和住户搬迁出去。会后国务院发了专题会议纪要。4月3日，李铁映指出：圆明园的问题，首先要把围墙修起来，住户搬出去。搬迁是核心工作，要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1993 年，国家收回了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全部土地使用权。1994年4月2日，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到圆明园遗址公园海岳开襟北岸参加北京义务植树日活动。江总书记植树后说：今天在圆明园植树意义十分重大。中国在近代一百来年间备受列强欺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圆明园为什么叫遗址公园，这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这颗灿烂的东方文化明珠，当年被外国强盗毁坏的惨痛历史，给人民以爱国主义教育。现在我们把她绿化起来，进行整建，就是要让全国人民和外国友人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1994年4月起，遗址公园全面复建三园围墙，至1995年底圆明园北墙、西墙等共修复4835延长米。1995年～1999年,继续复建三园围墙,圆明园内外墙共修复10700延长米。1996年被国家教委等六部委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3月17日70余位将军来园植树,张震、张万年、迟浩田、贾庆林、张百发等军队和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参加。1997年～1998年,清挖福海,整修福海周边遗址,共挖土方13.24万立方米,清整遗址3604平方米，新建桥梁1座，改造桥梁6座，铺装道路2183.92米，整修福海驳岸5992.7延长米。1997年建成思永斋西三孔翠鸟桥,思永斋东未名桥,长春园西侧山上3个四方亭。1998年建成长春园十三孔长桥。1999年重新铺装公园主干路665平方米。1995年～1999年遗址公园整修建设工程总投资1708万元。

　　1994年4月2日，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来园植树并视察工作

　　随着首都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以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圆明园遗址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更加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1999年5月，北京市政府责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着手《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编制工作。在对圆明园进行历史研究、现状调查分析、综合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性质与功能，编制完成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该规划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规制定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北京市领导、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分别于1999年8月25日和2000年3月9日，组织文物、规划、建筑、园林等方面数十位专家以及北京市文物局、海淀区政府等有关单位参与进行讨论和审定，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最终于2000年9月29日和2001年12月13日分别正式批复同意。　　　　　　　　　　 

　　《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所确定的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性质与功能，遗址保护分类和规划功能分区，圆明园遗址保护规划和遗址公园整修规划，清晰明确，符合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实际需要。

　　关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性质与功能，《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有了明确定位。

　　根据圆明园的历史、现状、遗址的价值和作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其性质为遗址公园。“遗址”是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主体，保护遗址是圆明园遗址公园整修利用的前提。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性质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见证，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以保护遗址为主题的公园。

　　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以下功能：1、具有参观凭吊、教育后人不忘国耻，热爱世界和平、进行国际友好交往的教育功能。2、具有历史文化研究，造园艺术科学考察及借鉴功能。3、具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功能。4、具有游览休憩功能。通过对遗址的整体保护，对山形水系、园林植被的整体恢复和建筑遗址的清整，使人们能够感受到过去皇家园林的环境风貌。

　　关于遗址保护分类和功能分区，《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中将遗址保护分为遗迹保护类、重点复建区保护类、一般遗址保护类以及三园外规划绿地保护类；规划功能分区分别为遗址凭吊活动区、园史文物展览区、休憩游乐区、综合服务区和公园管理区。

　　关于圆明园遗址保护规划，《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中明确提出：保持圆明园遗址范围的完整性，保持圆明园遗址环境的完整性，保持圆明园三园格局的完整性，保持圆明园主要建筑遗址的完整性，保持圆明园历史信息历史环境的完整性。关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整修规划，《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中重点安排了建筑遗址的清理，山形水系的恢复，园林植被景观的恢复，园路桥涵的恢复和整修，围墙、园门的恢复以及10%古建的恢复等6个方面。

　　《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出台，可以说是对多种意见进行整合的一种成果。是圆明园历史演变形成的现实结论，它凝聚了多方专家的智慧，体现了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识，它所表述的圆明园的性质与功能定位，代表了一代人的认识水平，是一个定位准确、内容全面的完整规划，近年来遗址保护和公园整修的实践也直接证明这一点。因此，该规划理应继续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圆明园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的基本纲领和基本依据。遗址的管理机构和主管部门理应继续贯彻落实《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中明确的各项实施任务，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并应加大《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规划、了解圆明园、关注圆明园，在遗址的保护和建设方面形成最大的共识，为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出谋划策。

　　步入新世纪——全新发展阶段（2000年～）

　　在中央及北京市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海淀区政府以及圆明园管理处为贯彻落实《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为保护遗址、建设遗址公园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以2000年《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出台为契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环境整治成为工作一大重点，各级政府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并投入了大量资金。先后对圆明园大宫门、九州清晏等28余处景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测，以及含经堂遗址、长春园宫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正觉寺的修缮工程。与此同时，圆明园管理处坚决清理同规划精神和遗址公园内涵、环境不协调的联营项目，调整了部分观赏设施，解决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依据《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及《奥运行动规划》的要求，研究制定了环境整治实施方案，这是落实《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重大举措，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改变了遗址西部景区垃圾成山、污水横流、河道淤塞、荒芜封闭的状况。完成了一系列绿化项目，逐步调整了植被，增加了植物品种的多样性，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改造了长春园的荷花区，开办了体现圆明园荷花文化的系列琴、棋、书、画节目。同时，为贯彻实施《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从 1999年开始，海淀区政府进行了圆明园历史上规模巨大的搬迁工作。到2001年底，累计搬迁园内785户居民和13个驻园单位，迁出居民和流动人口近万人，安置劳动力1500余人，安置退养人员341人，还完成了围墙的修缮与全面围合。圆明园终于历经艰难，基本完成了“围起来，迁出去”的历史任务。2002年5月16日、17日，在达园宾馆举行了“圆明园遗址保护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项规划’）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市文物局、首规委、海淀区及圆明园管理处的领导以及徐苹芳、汪原平、孙凤岐、杨鸿勋、秦佑国、郭黛姮、晋宏逵、吕舟、王有泉、郁金城、靳枫毅等十几位专家。“专项规划”是圆明园管理处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对<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的批复》文件的精神，分别委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就圆明园遗址古建复建部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就圆明园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部分及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就圆明园山形水系整修部分制定专项规划。200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北京市市长王歧山，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西洋楼景区、圆明园全景沙盘、含经堂遗址。李长春指出，文物的保护、发掘、管理和利用，是展示和传承中华文化，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面，并强调，要把文物的保护利用与爱国主义教育、旅游开发和城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发展壮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圆明园九州景区揭幕仪式现场

　　如今的圆明园遗址公园，以遗址为主题，已经形成了凝固的历史与充满蓬勃生机的园林气氛相结合的独特的旅游景观，圆明三园开放区内的山形水系已基本恢复了历史原有风貌，再现了山水相依、烟水迷离的迷人景致；初步形成了以松、竹、柳、荷为主题的植物景观，数十万株树木蔚然成林，季节性花卉如霞似锦；一些重要遗址得到保护整修，复建的少量园林建筑如绮春园新宫门、鉴碧亭及长春园欧式迷宫等重现昔日光彩；部分建筑的基址尚可找到，数处假山叠石仍然可见，西洋楼遗址的石雕残迹更是引人注目。整个遗址公园已形成了以西洋楼为代表的宏大遗址群落，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迪。既有洋溢着大自然气息的山林野趣，又富有遗址的特色，也具备公园的功能，实为一处难得的休憩、游览佳处。

圆明园福海遗址景区今貌　　　　　　　  　　 长春园茜园北侧湖面夏景

　　此外，近年来圆明园遗址保护和公园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还可通过以下六个方面看出来。

　　1、园内住户和单位的外迁。为全面开辟遗址公园创造前提条件，加快遗址公园建设步伐，国家在前期正式办理了遗址公园全部占地的征用手续基础上，又将原以园内土地为生的农民972户2533人转为非农业人口，并安置1530余名劳力从事园林职业。此后海淀区又于2000年～2002年，先后把园内住户(包括先期迁出的共785户2000多人)迁出。随着园内住户外迁工作的推进，驻园单位的搬迁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2001年3月，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主持召开关于研究整治圆明园遗址公园有关问题专题会，决定园内除101中学暂缓搬迁外，其余13个单位于年底前全部迁出。在海淀区政府的努力下，搬迁工作从2001年5月开始启动，到2001年12月31日区属单位基本迁出。在此过程中，管理处接收长城锅炉厂职工323人（含退休职工168人）。2006年6月6日，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接收了北京化工研究院腾退的房屋及地域。至2008年3月21日，除101中学暂缓搬迁外，其他驻园单位均已搬迁，共腾退占地14万余平方米, 海淀区财政补贴拆迁费近亿元，基本实现了“迁出去”的目标。

　　2、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8年10月20日，圆明园遗址公园顺利通过了国家旅游局4A级旅游景区的验收工作。为进一步提高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综合管理和保护建设水平，全面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环境质量和游客满意度，根据国家旅游局有关文件精神，在北京市旅游局、海淀区旅游局等上级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管理处于2006年底开始了创建4A级旅游景区的工作，通过此项工作，大力推动了景区的硬件建设，以及软件管理水平的提高。目前，圆明园管理处正在加快制定创建5A级旅游景区的工作方案，力争“十一五”期间成功创建5A级旅游景区。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拓展项目和国家遗址公园的可行性。着力创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等国家级和市级荣誉称号，带动圆明园遗址各项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3、舆论宣传卓有成效。圆明园万众瞩目，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圆明园新闻的需求量比较大。因此，主动进行正面引导，正面宣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躲记者，是圆明园管理处应该采取的措施。圆明园管理处一直十分重视对外的舆论宣传，注重利用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的媒介来宣传圆明园的历史文化，现今的发展状况，以及各阶段的发展规划等。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圆明园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赢得了社会各界对整修遗址、建设遗址公园的广泛和积极的支持，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圆明园的良好的舆论氛围。2008年针对横店异地复建圆明园、黑天鹅、荷花节、睡莲节、4A景区、奥运服务等事件进行了有效报道，特别是九州景区开放，连续上了两次《新闻联播》，中央台、北京台的所有频道和绝大多数地方台都进行了报道，取得了很大成功。今后，圆明园管理处将会继续加大新闻宣传工作力度，把握新闻宣传的整体策划、快速反应的特点，不断打造宣传亮点。

　　4、成功举办荷花节等文化活动。从1991年起，圆明园管理处开始探索举办独具特色的系列节庆活动，诸如踏青节、荷花节、菊花节、春节游园会、中秋灯会等，旨在宣传圆明园文化，扩大圆明园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多方面功能，切实服务于人民群众，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圆明园荷花节已举办了14届，初步具备了品牌效应，尤其是在2008年，圆明园管理处成功举办了第22届中国（圆明园）荷花展。全国荷展是中国花卉协会各种花事活动中规模最大、档次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展会，此届荷展全国共有24个省、市、区达百家参展单位进行参展，此外，还有来自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单位和友好人士前来参会。荷展期间展出了全国各地的特色精品荷花近400种，同时精心设计制作了具有各省市及地方特色的26处荷花造景景点，举办了系列文化活动。活动的成功举办，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向世人展示了圆明园悠久的历史文化，成功打造了圆明园旅游文化中的荷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了圆明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09年5月26日，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和北京市公园绿地协会共同举办的公园“十大品牌文化活动”评选在香山别墅举行。北京市25家公园分别以不同文化活动报名参选，评选出香山红叶节、玉渊潭樱花节、地坛庙会、植物园桃花节等十个具有特色的文化品牌活动。圆明园荷花节在文化活动、园容环境、安全保卫等方面均得到评委认可，被评为“十大品牌活动”之一。圆明园荷花节必将会以此为契机，改善荷花节观赏环境，提高荷花节文化内涵，丰富荷花节活动内容，不断将荷花节提升到新的水平。

　　2008年6月24日——8月24日，第22届中国荷花展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举办

　　5、尝试打造圆明园文化品牌。从2006年起，圆明园管理处把发展圆明园文化产业提到了重要的工作日程，并集中力量专门负责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开发、推广工作。圆明园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是在深度挖掘圆明园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将这些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转移，创造出属于圆明园特有的旅游纪念商品。通过自主研发；引进社会各优势企业、公司等机构共同开发；以及监制授权等方式，多方面推进圆明园文化产业工作的探索式开展。截止到2008年底，圆明园管理处自主开发的旅游纪念品已经有35大类、近百个品种, 这些产品的开发和流通，提高了圆明园的旅游文化品位，为文化产业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对于树立圆明园优质的社会形象，提升圆明园的品牌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设计圆明园LOGO，确立圆明园标识，逐步打造圆明园的旅游文化品牌，使圆明园文化品牌内涵得以形象地诠释。圆明园管理处一直致力于大力开展圆明园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迄今，共投入144.51万元完成“圆明园”商标第41类、第42类续展注册、全园景点商标注册、海晏堂十二生肖图案注册，共745件，8227项商品。目前，正在申请认定圆明园驰名商标。而创办“清史书店”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尝试。2006的下半年，圆明园管理处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以协议的方式确认了双方在清代历史文化、皇家园林研究方面开展合作。创办了特色鲜明的“清史书店”，该书店是目前国内第一家以传播清史知识为主要功能的专业书店，旨在为国内外清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清史爱好者及中外游客提供全面细致的服务，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

　　6、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保护。圆明园遗址公园，是一座以保护遗址为主题的大型园林。“以水为纲，以木为本”是遗址保护和公园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但近十余年来北京市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严重困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遗址整体环境的保护，水已然成为制约遗址保护和公园建设的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合理使用再生水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2007年10月起，圆明园开始使用再生水作为补充水源，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圆明园遗址的用水难题。但是，再生水中由于氮、磷含量较高，夏季高温极易引起水华爆发，使得圆明园河湖水环境面临巨大风险。故再生水资源利用与水生态保护是圆明园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统筹兼顾好的一件大事。在上级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圆明园管理处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水环境的治理力度，严格保护水环境，科学修复并维护水生态，相对高效地完成水环境治理目标，确保了水环境的安全。

　　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圆明园管理处与上海海洋大学合作，采用上海海洋大学“食藻虫控藻引导水体生态修复”技术，重点修复了绮春园鉴碧亭、天心水面、展诗应律湖面3.2万平方米，凤麟洲湖面4.2万平方米，长春园玉玲珑馆湖面2.1万平方米，长春园方河水面0.5万平方米共计10万平方米的水面。项目实施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试验区水域基本达到预期治理目标，水体清澈见底，水质主要富营养指标达地表Ⅲ—IV类水标准，水生植物生长良好，水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该项目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市区相关部门领导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后来园实地参观考察，均给予了充分肯定。圆明园管理处还着力提升水景观品质，结合水生态修复，配置挺水、浮水及沉水植被，营造水景。如鉴碧亭水面采用了丰富的水生、湿生植物，并进行了合理的配置。这些各种层次上的植物进行搭配设计，既保持了湿地系统的完整性，又带来良好的生态效果；而在精心的配置后，或摇曳生姿，或婀娜多态的多层次水生植物，在视觉效果上相互衬托，形成丰富而又错落有致的效果。每当夏天来临，成片的香蒲与远处的山体、水岸乔木河柳、周围绿地及水面连为一体，郁郁葱葱, 阵风吹过, 碧波荡漾、浮光掠影,令人陶醉！2009年，圆明园管理处会继续加强管理力度，进一步推进水生态修复，结合科研项目进行水环境治理，并逐步将整个绮春园水系沟通，结合水生植物的精心配置，提升绮春园的整体景观品质及生态效益，将其建设成为圆明园精品水生态修复示范区。圆明园管理处计划在2009～2012年，开展九州景区水环境治理工程，除满足西部景区自身景观用水需求，还要实现向福海供给达地表Ⅲ类水标准的水源，缓解福海缺水需求。全面建设水文化，进一步深入挖掘圆明园历史文化资源，精心策划圆明园荷花节方案，继续努力打造圆明园荷文化品牌。结合圆明园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展主题为“鱼戏莲叶间”的宫廷金鱼展，将金鱼展与圆明园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打造圆明园宫廷金鱼文化品牌。

　　回首60年——三个视角看圆明变迁

　　概而言之，圆明园遗址保护与建设事业60年来取得了较为可观和可喜的成绩，这从以下三个方面还可以得到集中体现：

　　爱国主义教育成效显著。圆明园的兴建，曾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象征。而圆明园的毁灭，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见证。它所遭受的劫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一部圆明园的兴衰史，从一个侧面证明，只有国家的繁荣和稳定，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之时，我们创造出举世无双的“万园之园”；而当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落伍之时，一代名园毁于一旦。一百多年来，圆明园遗址以其独特的物质存在，表明了它是一部极其生动、形象和直观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她始终发挥着难以估量的爱国主义激励作用，鼓舞着炎黄子孙万众一心，前赴后继，愈挫愈奋，同敌人血战到底。她始终昭示着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腐败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血的教训，树立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雄心壮志，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79年11月，“圆明园园史展览”在西洋楼遗址正式开馆。内置展板40块、模型及少量实物。一代名园的兴建史、惨毁史、昔日状貌和遗址现状等基本轮廓，得以首次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对帮助群众了解圆明园、矢志振兴中华起了积极作用。1988年1月，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4月2日，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到圆明园遗址公园参加义务植树，江总书记号召：“……给人民以爱国主义教育……要让全国人民和外国友人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 1996年11月1日，圆明园遗址公园被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6月，圆明园遗址被中宣部公布为首批百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8年11月27日，圆明园遗址公园被北京市国防教育委员会命名为“北京市国防教育基地”。至1999年已有近2000万人次来园参观, 圆明园遗址公园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2000年，经北京市政府同意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指出：“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见证，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以保护遗址为主题的公园。”《规划》接着指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以下功能： 1、具有参观凭吊、教育后人不忘国耻，热爱世界和平、国际友好交往的教育功能……。”200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视察了圆明园大水法、盛时全景模型展和含经堂遗址后强调，要把文物的保护利用与爱国主义教育、旅游开发和城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发展壮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1999年5月4日，北京市中学生成人宣誓仪式

　　圆明园遗址公园功能的主要构成，要体现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总之主要是教育。要使国人深刻认识贫弱必受人欺，民富国强才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理；用事实教育人们认识以史为鉴，反对侵略、保家卫国，热爱文明、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客观地再现历史。只有如此，才具有准确的说服力；才能在完整与不完整氛围的强烈对比中产生震撼，产生联想与思索，充分发挥圆明园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要着力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遗址凭吊活动区，这主要为长春园的西洋楼景区，这里石结构的建筑遗址和其他实物，残垣断壁随处可见，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累累罪行展示给人们，利于个人和集体参观凭吊、开展大中型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此外还要设计好、布置好园史及文物展览区，满足人们对盛时圆明园建筑、园林艺术认识、了解的需要，使建筑实物、图片与遗址形成强烈反差，从而激发人们牢记国耻，反对战争的爱国热情。这方面，圆明园展览馆就是遗址公园一个重要的对外窗口，它利用大量的图片、模型、文物、影视、义务讲解等对广大游客进行各种知识的宣传、展示，以充分发挥遗址特色，挖掘历史文化内涵，让人们更加了解圆明园，追思过去，展望未来。在享受园林游览的同时，于潜移默化中受到各种形式的教育。

　　对于保护遗址、启迪思想，服务于现实社会来说，除了要十分注重其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功能，及建立在遗址公园基础上的环境美化和游览休憩功能外，最重要的是圆明园遗址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理应得到更充分、更切实的发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教育意识相对淡薄之时，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其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的最大化。面对有关圆明园的各种不同认知，除了要加强圆明园的研究，宣传其有关背景知识，增强国人鉴别能力，形成建立在客观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的正确认识外，加大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的力度，激发并增强人们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热爱，珍惜中国发展的良好机遇，切实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当是当务之急。

　　文物工作成绩卓然。圆明园遗址是我国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百家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它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热忱的关心，圆明园有关的文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热心的关注。研究和掌握圆明园文物的来龙去脉，做好相应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圆明园的兴建史、惨毁史，认识圆明园遗址，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挖掘圆明园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进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圆明园的文化艺术珍品收藏极为丰富。其图书字画之丰、书法宝帖之绝、珠宝古玩之珍、诸般陈设之精都堪称世所罕有，集中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精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珍宝馆，其珍宝数量和珍贵程度几乎可以和紫禁城相媲美。包括上自先秦两汉时代的鼎彝礼器，下至宋元明清的名人书画；不计其数的玉石、珍珠、翡翠、玛瑙、珐琅、景泰蓝、珊瑚等绚丽多彩的各种工艺美术品；各藩进贡的珍宝，以及外国君主赠送的贵重礼品等。其中很多都价值连城，堪称一座中国的文化宝库。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圆明园当年的文物数量应不少于150万件。

　　令人深为痛心的是，1860年10月，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其珍贵的文化收藏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流散于世界各地。1900年，八国侵略军攻入北京城，京城内外秩序大乱，圆明园的残存物件又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其后，圆明园又连遭官僚、军阀、土匪、奸商等的长期破坏和盗窃，特别是自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后，其石雕文物更是大量散失。现在圆明园绝大多数价值连城的金器、银器、玉器、瓷器等文物都在国外，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宫、法国军事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挪威伯尔根实用艺术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圆明园的珍贵文物。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目前在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有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法、绘画、瓷器、陶器、雕塑、铜像等各类珍品。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圆明园，都具有很高的文化含量、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而散布在国内的圆明园文物除了极少量的精美工艺品之外，大多为圆明园的装饰点缀石件、建筑石构件、碑刻等石质类文物。这些石质类文物散失的范围主要为北京、保定、南京、苏州等地。

　　圆明园管理处自成立以来，非常重视文物保护，严格按照《文物法》的要求认真做好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工作。一些重要遗址得到整修，现有的实物遗存也受到集中保护与整理，尤其西洋楼遗址经过多次清整，已先后廓清各处建筑基址、整理甬路、叠石、驳岸，清挖了大量渣土，归位大量石件，补砌台明、台基、喷水池岸，复建黄花阵阵墙及中心欧式圆亭。圆明园管理处还建立全园文物的定期排查制度，以及对干部职工进行文物保护知识和意识的培训制度，并经常组织员工外出参观学习文物保护理念及技术手段，注重做好文物保护方面的对外交流工作。十分重视对广大游客、市民群众的文物保护宣传工作，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都组织文保知识学术讲座，发放文保知识资料，并接受社会的监督，以求圆明园的文保工作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此外，圆明园管理处也特别注重文史研究工作，利用基础研究的成果服务于文物保护。按照国际惯例，文物应遵循原址保护的原则，一旦剥离原有的文化环境，其价值也就必然受到损伤。所以将文物回归原址保护，是十分必要和必需的。圆明园的流散文物，承载了中国的文明、历史和荣辱。因此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回归也应该是中国文物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流散在国内及国外的圆明园文物做好调查和编目，并在政策及各方面许可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使流散文物回归圆明园，先后有谐奇趣菊花喷水池、流杯亭基座等多件石质文物顺利回归。尤其是圆明园管理处于1977年将散落在北京大学的五块“观水法”石雕围屏和两块汉白玉方塔运回，成为圆明园被毁百余年来散失文物回园并原位归安的首例。2000年，流失海外的12生肖铜雕之猴首、牛首和虎首回归国内。此后，猪首、马首也得以回归国内。为整理资料，向社会宣传圆明园的流散文物知识，圆明园管理处还多次出版各种书籍，如《海淀史志——圆明园流散文物专刊》、《圆明园流散文物》（文物出版社2007版）等。

　　近年来，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圆明园遗址公园在传承祖国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国际文化与学术交流等诸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彰显其无穷魅力，圆明园管理处更加重视流失文物的调查与征集工作。2005年12月12日，圆明园管理处向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上报了《关于启动圆明园文物回家大型文物保护工程的请示》。该项工作得到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2006年3月22日和4月14日，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先后正式批复同意圆明园管理处开展此项活动。不久，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先生等23位著名专家学者联名发出了《圆明园散落文物回归圆明园遗址倡议书》。根据国家文物局、市文物局的批复精神，圆明园管理处本着“先北京后全国，先国内后国外的实施步骤，积极稳妥地常年推动的原则”开展征集工作。从2006年6月开始先后走访了八家圆明园文物的收存单位。该项工作得到了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原北京电教馆）及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的热心帮助和支持。2007年6月8日晚，北京市文物局和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圆明园管理处和海淀工商联承办的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首归仪式在遗址公园举行，首批社会规模捐赠的汉白玉石鱼等十余件散落于北京的圆明园石雕构件回归，标志着“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文物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在此推动下，最近两年又陆陆续续有不少圆明园石质文物顺利回归园内。

　　

　　圆明园流散文物展览

　　学术研究成果丰硕。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后不久，世人的悼念性著述就陆续问世。如同治朝的湖南名士王闿运的《圆明园词》及徐树钧的《圆明园词序》等。晚清时期圆明园遗址也引起了在华西方人的关注，他们从研究北京、中国园林等方面对圆明园作了不同程度的探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对圆明园从建筑及建筑史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整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史料，并举行了有关圆明园实物及文献的展出活动，其间，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该社刘敦桢的《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文。这一时期，一些人文学者也着手展开了相关研究。1926年，《清华周刊》发表了陈文波的《圆明园残毁考》，该文对圆明园的惨毁史进行了论述，并对圆明园的园林布局及景点特色作了介绍。1930年，著名学者向达凭吊遗址，深感痛心，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呼吁有关方面保护这一名园遗址。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内，圆明园研究较为沉寂。1959年，王威著有《圆明园》一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研究专著。文革后，圆明园遗址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重视，随之集中了众多领域研究人才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得以成立，圆明园研究形成了一定规模，出版有多部专著，期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同时，围绕着保留遗址现状还是进行遗址整修在社会上引发了第一波的讨论与争论热潮。候仁之、汪之力、张恩荫、周维权、赵光华、何重义、曾昭奋、王道成、金毓丰、常润华等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均具代表性。1980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圆明园罹劫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在会上谴责了帝国主义者焚毁圆明园的罪行，同时对长期以来圆明园遗址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深表忧虑。会后以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为首的1583人签名，发表了保护、整修和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同时成立了“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并由中国圆明园学会主办《圆明园》学刊，以便推进对圆明园的学术研究。学刊于1981年11月创刊，到1992年5月，共出版了五集，登载了近百篇有关研究圆明园研究的文章，作者从历史、建筑、园林、文物保护等不同学科对圆明园本体和遗址的保护、整修、利用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其上不少极具水平的论文及部分图样、御制圆明园诗文等资料，推动了圆明园研究的深入开展。圆明园的兴衰史、建筑特色、园林艺术、皇家园居生活等都有一些涉及。侯仁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所著《圆明园》一书中他回顾了圆明园的兴衰过程，例数了在这片废墟瓦砾中，仍可寻觅印证的绝大部分遗址；强调了整理保护这些遗址的政治意义；建议以圆明园遗址为中心及东、西、南三面的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进行总体规划、以形成科学文教区特征和面貌。他认为圆明园遗址的整顿，要本着“以水为纲，以木为本”的原则。在1980年8月，由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圆明园罹劫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侯仁之先生在发言中就表示，要改变过去单纯保护遗址的主张，认为事实证明对遗址消极的保护是保不住的，只有主动地对遗址积极进行整修、建设才能真正达到长久保存的目的。并建议将圆明园纳入首都城市规划之中，使其成为西郊科学、文化区的中心。候先生的研究观点和成果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圆明园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圆明大观话盛衰》、《圆明园变迁史探微》、《圆明园兴衰史》、《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等专著也对特定领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其中，《圆明大观话盛衰》堪称是一部既内容翔实，又简明扼要；既全面追述其盛，痛志其衰，又反映出遗址公园现状的通俗读物。

　　此后，圆明园研究又取得了明显进展。著名清史专家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上下两卷，约96万字，收集论文180余篇，图录220余幅，可谓图文并茂。对有关圆明园的历史资料、圆明园遗址的现状情况及关于圆明园的争论性文章等进行了编辑整理，成为内容丰富的“圆明园入门必读书”，也利于争论的各方，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和现状，享有共同的情报。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出版了《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法国人伯纳·布立赛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也于2005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国内出版。《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从三个方面对圆明园进行了研究。首先，重现了圆明园的布局，以及圆明园建筑的外观和内涵，阐述圆明园在美学设计和布局上的意义。其次，考察了从雍正至咸丰五位清帝在圆明园的日常及政治活动，探讨了圆明园的组织和功能。最后，检讨圆明园的兴衰，详细讲述了圆明园被焚毁、劫掠以及逐渐破落、荒废的过程。该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圆明园兴建、扩展、衰落的全过程，从中不但可以了解圆明园的历史，更可以一窥清朝的兴衰史。《1860：圆明园大劫难》对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洗劫、火烧圆明园的具体细节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有35万字，书中并附有70幅珍贵历史照片。文笔严实流畅，脉络清晰，史料真实可靠，尤其是书的前半部分对于英法联军策划“远征”，发动鸦片战争具体翔实的细节揭露，是对于目前西方有意掩盖那段历史别有用心政治家的有力反驳。该书充分利用了现存于法国和英国的原当事人著述等原始资料，内容翔实，史料充分，视角鲜明。填补了圆明园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2007年，适值圆明园建园三百周年之际，浙江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清华大学郭黛姮教授的《乾隆御品圆明园》和中国人民大学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郭教授在书中对圆明园的建筑从专业角度作了独到、详尽、深入的分析，并结合乾隆御制诗文研究了圆明园的文化内涵，对乾隆园居生活也有一定的揭示。王教授则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圆明园的争论性文字汇编成册，使读者可全面了解这方面的不同观点及其论据之所在。2007年10月18日，“纪念圆明园建园3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清华紫光国际会议交流中心隆重召开。这是中国圆明园学会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世界范围内，针对圆明园“研究、保护、利用”的专业性学术会议。来自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韩国、越南、日本等国家的50余名专家和国内各省市学者共170余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提交学术论文50余篇，涉及圆明园的历史、人文、园林、建筑、文物保护、考古等多学科，共有30多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学术观点，开展系列学术研讨。

　　2009年，圆明园学专家张恩荫先生耗费多年心血从清代档案、清人笔记、样式雷图纸等资料中收集整理的《圆明园百景图志》一书将于近期公开出版，目前已进入后期编辑、制作阶段。该书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对圆明园的微观史作了细致的研究和阐述，内容涵盖了圆明园的建筑布局、花木植被、景点演变、内部陈设、匾联题额等方面，对于遗址的实地保护及遗址公园的建设独具参考、实践价值。

　　概括地来看，既有的研究成果，对长春园西洋楼景区的造园历史、园林布局、园林特色等研究的较为充分。圆明三园的造园艺术（包括山形水系、园林建筑、花木植被）也有一定的成果，圆明园的残毁史研究的也比较深入，但仍有不少欠缺之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厘清，有的研究观点也稍显偏颇。至于，圆明园的兴建史、皇家园居生活及圆明园的管理运作等方面，则刚刚处于起步研究阶段，有待于学界投入更大的关注。

　　今天，作为物质存在的圆明园所剩微乎其微了，而圆明园所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无疑则是圆明园遗址保护、圆明园研究的重要方面。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圆明园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圆明园产生了兴趣，不同领域的学者从清史、近代史、园林史、北京史、建筑、文物、考古等面向对圆明园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纵览近些年的圆明园研究，可以发现多数人的关注点仍是对圆明园较为宏观的把握，细微的研究稍显薄弱，跨学科的研究也有待于加强。

　　圆明园管理处明确认识到圆明园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要建设好圆明园遗址公园就必须要悉心发掘其历史文化内涵，以便有效地利用其历史文化价值，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并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工作。圆明园管理处相继设立了文史科、研究室、文物科等机构来专门从事圆明园历史文化的研究。创办了内部刊物——《圆明园研究》，还陆续发表了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并有数本专著面世。可以说，无论是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都有力推进了圆明园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为圆明园遗址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文化基础。作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日常专管机构，圆明园管理处正致力于借助外部资源，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拟在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的基础上，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的相关研究机构，共建圆明园研究院；加强与中国圆明园学会、中国紫禁城学会、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等社会团体的交流合作，参与组织各类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活动，多渠道获取经验和信息；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及流散文物的资料收集工作，启动《圆明园遗址保护年度报告》和《圆明园植物图谱》的编撰工作，为遗址保护和公园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走引进和培训相结合的道路，壮大研究人员队伍。根据发展需要，大力引进有关专业高层次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加大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现有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夯实整体研究基础，形成一支高素质、善科研的学术研究队伍。

结 语

　　圆明园遗址既是我国一处世界级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又是中华民族三百年兴衰荣辱史的一个缩影，承载着全世界华人太多的民族情感。圆明园本身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圆明园遗址的沧桑境遇，以及圆明园遗址公园作为主题性公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都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要无比珍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好这弥足珍贵的丰厚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圆明园旧貌变新颜，遗址保护、园林建设、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可以说，圆明变迁一直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中华文化风靡全球，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保护机遇前所未有。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修与利用这一伟大事业也正逢其时，各项工作均在有条不紊的开展，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科学发展，全面建成遗址公园的目标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我们坚信，圆明园遗址保护和整修、利用的伟大事业定会有无限美好的未来！（执笔：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