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紫鹃[1]

　　牡丹是中国的特产花卉，花品多，花姿艳，富丽堂皇，号称“国色天香”、“花中之王”，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福贵”之意。那么，在园林植物极为丰富多彩的圆明园中，牡丹的配置情况如何？其所传达的文化内涵有什么独特之处？这两个问题与圆明园的建园思想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圆明园内最主要的牡丹栽培区是镂月开云。镂月开云旧称“牡丹台”，顾名思义，牡丹是镂月开云最主要的造景花卉。雍正有《牡丹台》[2]诗一首：

　　叠云层石秀，曲水绕台斜。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

　　艳宜金谷赏，名重洛阳夸。国色谁堪并，仙裳锦作霞。

　　此诗不仅指出牡丹在花中乃“人间第一”的花王地位，而且说明了我国古典园林中牡丹的配置艺术，即“叠云层石秀，曲水绕台斜”，牡丹在庭园中多植于以砖石砌成的花台之上，称为“牡丹台”。根据植物自身的特点，不同的园林植物有不同的配置方法，“草木之宜寒宜暖，宜高、宜下者，天地虽能生之，不能使之各得其所，赖种植时位置之有方耳。……牡丹、芍药之姿艳，宜玉砌雕台，佐以嶙峋怪石，幽篁远映。”[3]

镂月开云（四十景图）

　　花草树木是纯自然之物，在园林景观中是很重要的一种造景元素。在我国的造园艺术中，关于“花木栽植”的原则是，“任其自然生长，不过分加以人工的约束。……植物布置讲究自然的另一个特点是各类植物常常自然地间植在一起，犹似自然山林中一般。”[4]镂月开云的牡丹就并未被配置成一片花海的景象，而是间植其它名花异草，有乾隆九年御制《镂月开云》诗序为证：“殿以香楠为材，覆二色瓦，焕若金碧。前植牡丹数百本，后列古松青青，环以杂花名葩，当暮春婉婉，首夏清和，最宜啸咏。”[5]总之，圆明园的园林造景要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效果。

　　镂月开云的牡丹配置虽已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古典园林中关于牡丹配置艺术的思想，但是，镂月开云之所以为世人所知，并不是因为这里的牡丹甲于天下，而是因为这里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天子首次同堂的地方。正是这次同堂观赏牡丹，不仅造就了一段传奇佳话，而且为某些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条雍正、乾隆之所以会相继继位的论据。嘉庆有《牡丹台》[6]诗曰：

　　独冠群葩首，殿春初夏开。纷敷遍瑶砌，层叠布琼台。

　　蕊放风徐转，花滋雨细催。漫言洛阳郡，何地少奇才。

　　植物百年久，仁皇昔列筵。花沾深雨露，台绕旧云烟。

　　唯圣能知圣，承天益敬天。瞻临念堂构，惕若重仔肩。

　　其后的诗注更清楚地表达了此意：“康熙壬寅春，圣祖临幸观花，燕喜之次，皇子之语，维时一堂欢叙，而继绪之意隐寓其间，视周太王之传王季，并先知文王之圣德，以绵卜世卜年之祚者，不啻过之。皇父纪祖恩，益以敬天命，屡详见于圣制诗文集中，予仰兹堂构，惟兢业钦承，以祈无忝于觐扬光烈之实云。”

　　嘉庆还在其它两首《牡丹台》诗中提及了三朝天子在镂月开云同堂观赏牡丹的盛事，“庭前以文石为坡，植牡丹数百本。康熙壬寅春，皇祖以花时恭请皇曾祖临幸于兹，时皇考年十有二，皇祖以御名奏闻，当蒙皇曾祖恩卷，……一堂欢聚福地钟灵，诚千古未有之盛事也。”[7]并且表达了自己要殚精竭虑，继承先祖们的遗志，“灵台建御苑，福地百余年。镜本天成胜，考承祖泽延。观花感雨露，肯构凛水渊，负荷仔肩重，殚心勉绍先。”[8]

　　总之，自从康熙壬寅年的那个春日之后，圆明园的牡丹就始负盛名，并不仅仅因其艳冠群芳的自然品质，更是因其所传达的独特而丰富的政治文化意义。

雍正帝赏牡丹图

　　在圆明园中，除了镂月开云之外，慈云普护、鉴园芳晖楼、九州清晏等景点也植有牡丹。乾隆九年御制《慈云普护》[9]词序曰：“一径界重湖间，藤花垂架，鼠姑当风。”鼠姑即牡丹的别称。芳晖楼的牡丹也比较有名，乾隆有专门吟咏芳晖楼牡丹的诗作：“阳牖糊蜃母，前墀植鼠姑。春晖真惬爱，芳意永清娱。顿置称富贵，生怜入画图。离骚谱群卉，独讶此名无。”[10]九州清晏养正书屋前原植牡丹数本，道光中叶改建成慎德堂后，特将其移植于慎德堂前，有道光诗为证：“三十年前手自栽，无人管领恐残摧。新花老干须珍护，昔日风光眼底来。数年阔别理谁叁，得地从兹雨露涵。人事变迁真可慨，树犹如此人何堪！”[11]

　　综上所述，从栽培的范围来讲，在圆明园的一百余景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景点植有牡丹。圆明园的园林植物以松、竹、柳、荷为主，树木花卉配置的显著特点是因景而易、各具特色，一些观赏价值较高的名木佳卉，在园内皆配置有重点景群和景点。[12]比如西峰秀色含韵斋的玉兰、杏花春馆的杏花，等等。可以说，相较于圆明园的其它花卉，牡丹在圆明园的配置并不为多，充其量至多是跟其它主要造景花卉平分秋色而已。

　　二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栽入庭园，始于南北朝，谢灵运曾言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唐代牡丹胜于长安，每至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赏为耻，刘禹锡有“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诗句。北宋时牡丹又以洛阳为“天下冠”，洛阳人爱牡丹，春时城中不分贵贱皆插花，对牡丹不直呼其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13]北宋末年，战乱不断，洛阳牡丹开始衰退，陈州牡丹取而代之。南宋时，牡丹栽培中心移向南方的四川天彭（今彭县）。明代牡丹的栽培的中心移至安徽亳州（今亳县），同时，曹州（今菏泽），北京的牡丹栽培也逐渐繁盛起来，江南太湖周围，西北的兰州、临夏也有所发展。清代的牡丹栽培以曹州为最盛，《曹州牡丹谱》称“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14]可见其盛。

　　牡丹进入皇家园林始于隋代，隋炀帝“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易州进二十相牡丹”[15]。唐时武则天之乡有牡丹，“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16]北宋时，洛阳开始进贡牡丹，“（洛阳）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17]北京自辽、金在此建都以来，牡丹栽培日渐兴盛，辽圣宗统和五年“三月癸亥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以牡丹遍赐近臣，欢宴累日。”[18]元大都宫苑内有不少牡丹栽培，“（金殿）四外尽植牡丹百余本，高可五尺。”[19]清代的皇家园林里也多有牡丹栽培，康熙时畅春园（就明代清华园旧址所建）的牡丹非常有名，“园（畅春园）中牡丹多异种，以绿蝴蝶为最，开时足称花海。”[20]

　　相较于同时期其它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牡丹并不特盛。乾隆就曾感叹香山的牡丹胜于圆明园，“一著犹赢御园者，却无柳絮相殃之”[21]其诗注曰：御园多柳，牡丹开时正值柳絮，香山则无是也。圆明园因多植柳，柳絮过多影响了牡丹的观赏，乾隆在《御园牡丹》[22]里亦提及这一情况：

　　御园正值牡丹芳，春雨频沾盛异常。

　　芍药输情惟受役，柳英作势那能殃。

　　嗅闻拟罢金炉爇，护惜何须锦帐张。

　　君子急周不富继，吾因絜矩到文场。

　　其诗注云：近在宫中咏牡丹，有“风絮相殃背人过”[23]之句，其日略作风霾，入夜即雨。

　　有着如此美好寓意的传统名花牡丹，在圆明园却并未受到特别的偏爱，笔者以为只有从圆明园的建园思想这个角度进行分析，才可能得到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首先，圆明园的植物配置体现了圆明园命名的含义。关于“圆明”二字的寓意，雍正认为其“意旨深远，殊未易窥。尝稽古籍之言，体认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24]圆明园内配置的植物品种非常丰富，从塞北到江南直至南亚的植物，都有所引种，不仅为了表现清帝国的地大物博，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圆明园作为皇帝的家以及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应该是天下万物无所不包，正如乾隆所说的“周宇物而圆明也。圆明之义，盖君子之时中也。”[25]只有“周宇物”，才能做到“圆明”二字。儒家提倡“君子不器”，认为一个君子应该是博学多闻的，只有无所不通才能做到不偏执，达到中庸的要求。身为以儒学立国的一国之君，更要成为一个“完人”，这种思想应用在圆明园的植物配置方面，就表现为包罗万物，不特别突出哪一个植物品种，以体现传统的中庸之道。

　　其次，牡丹所象征的福贵、繁华之意与主要为表现清帝勤政、节俭的建园思想有不甚协调之处。乾隆在《圆明园后记》中说：“夫帝王临朝视政之暇，必有游观旷览之地，然得其宜适以养性而陶情，失其宜适以玩物而丧志。宫室服御奇技玩好之念切，则亲贤纳谏勤政爱民之念疏矣。其害可胜言哉！我皇考未就畅春园而居者，以有此圆明园也，而不斵不雕，一皇祖淳朴之心。……后世子孙必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斯则深契朕法皇考勤俭之心以为心矣。”[26]以勤政节俭为出发点，主张圆明园内的一切事物要“不尚其华而尚其朴，不称其富而称其幽”[27]。道光是以节俭而闻名的皇帝，他在《慎德堂记》中解释“慎德”的意思就是崇俭去奢、慎修思永，“若败度败礼，视福贵为己所应有，是直不可与言者也。”[28]因此，尽管清代几朝皇帝都有多首吟咏牡丹的御制诗，对牡丹所象征的福贵、繁华之意艳羡不已，但是，为树立勤政节俭的形象，清帝们自然不会在圆明园中过多地配置象征着福贵、繁华之意的牡丹。

　　再次，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中，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圆明园“实为勤政敕几劭农观稼之所。”[29]雍正在《圆明园记》中说到：“至若凭栏观稼，临陌占云，望好雨之知时，冀良苗之应候。则农夫勤瘁，穑事艰难，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间也。”[30]圆明园中表现农事的景点有好几处，如多稼如云、多稼轩、北远山村等，在那里设置有多处农田，种植农作物。比起赏花，清帝们更重视“观稼”，乾隆九年御制《镂月开云》[31]诗云：

　　云霞罨绮疏，檀麝散琳除。最可娱几暇，惟应对雨余。

　　殿春饶福贵，陆地有芙蕖。名漏疑删孔，词雄想赋舒。

　　徘徊供啸咏，俯仰验居诸。犹忆垂髫日，承恩此最初。

　　其诗注云：牡丹四月始盛，而京师率值望雨时，朕幸圆明园屈指已七年，而花时宴赏者只一次耳。可以想见清帝们认为农事才是关乎国家社稷的大事，他们非常关心雨水是否充足，及其对农作物的影响。因此，牡丹花再美，也没有时间常来观花。在另外一首《圆明园牡丹已开遥咏》[32]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苑丞瓶贮露苞新，报我栏边花信频。

　　苦忆迩年重望雨，幸逢今岁尚余春。

　　日来委积应无那，卉里风流孰与伦。

　　镂月开云轩好在，可容常自对愁人。

　　其诗前有序：常年在圆明园，牡丹开时无不望雨者，故排宴玩赏十岁而一二耳。兹鼠姑已放，云汉复赓。适斋祷宫中，不复命驾。匪慕彻悬之名，蓋以常年此际即在锦丛绣径边，未尝不望云蹙额，则不驻行时之跸，转可解对景之清忧，或不致以杀风景，贻笑女夷耶。

　　总之，尽管清帝们出于勤政、观稼的考虑，以及对“圆明”二字的理解与身体力行，牡丹在圆明园的配置只有以镂月开云为代表的几个景点而已，不过，圆明园的牡丹配置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思想，更以其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在牡丹文化史，以及清代园林史上都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