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雅丽*

   摘要：圆明园地处西郊，是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被誉为“万园之园”，为清帝驻跸听政之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由圆明园出逃并病死热河，圆明园惨遭劫烧，遂成国人不可触摸之隐痛。同治七年(1868)，内外承平气象初现，重建圆明园之说遂起，因时局及恭亲王奕？等力阻而止。同治帝亲政后，重修圆明园之事又被屡次提出，皆因廷臣谏阻而停止，风波甚大。阻修圆明园事件，看似干预内宫的“家事”，但实为国家的大事。它谏阻与干预的对象包括太监、皇太后，甚至是皇帝，需要敢于直言，甚至敢于据死力以维护皇权与国家的“大勇气”乃至“大联合”，其背后支撑是警惕太监、内宫干政、戒奢尚俭、维护祖制、辅弼君德、维护皇权等传统政治文化观念。本文通过描述谏阻修园的过程，来呈现事件背后所体现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

   关键词：阻修圆明园 干预内宫 维护皇权

   圆明园地处西郊，闳敞壮丽，被誉为“万园之园”，为清帝驻跸听政之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由圆明园出逃并病死热河，圆明园惨遭劫烧，成为国人不可触摸之隐痛。

   同治七年(1868)，内外承平气象初现，重建圆明园之说遂起，因时局及恭亲王奕？等力阻而止。同治帝亲政后，重修圆明园之事又被屡次提出，皆因廷臣谏阻而停止，风波甚大。阻修圆明园事件，看似干预内宫的“家事”，但实为国家的大事。它谏阻与干预的对象包括太监、皇太后，甚至是皇帝，需要敢于直言，甚至敢于据死力以维护皇权与国家的“大勇气”乃至“大联合”，其背后支撑是警惕太监、内宫干政、戒奢尚俭、维护祖制、辅弼君德、维护皇权等传统政治文化观念。

本文通过描述谏阻修园的过程，来呈现事件背后所体现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

   一 两次阻修—对太监、内宫干政的警惕及对君德的维护

   同治七年(1868)七月，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以复旧制”，并代递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京外各地按亩按户按村鳞次收捐的筹款章程五条，内有“既不用动用库款，又可代济民生，条理得宜，安置有法”等语。德泰奏议一出，立即遭到恭亲王奕？等极力反对，请旨严责。得到上谕支持。八月初一日( 9. 16) 上谕严辞斥责德泰代递贵祥章程是“荒谬离奇，实出情理之外”。原因是：“当此军务未平，民生困苦流离，朝廷方欲加抚恤，以副视民如伤之隐，乃该库守则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屯麟次收捐，如此扰害闾阎，尚复成何政体? 前明加饷派饷以致民怨沸腾，国事不可复问，我列祖列宗屡次引为殷鉴。中外大小臣工，讵不深知!”上谕认为御史德泰身为言事之官，不就“国计民生有碍者，历陈其弊，藉资补救”，反而以“贵祥所拟章程为可取，且云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既违言官之责，又违“列圣之彝训”，此“欲朝廷剥削人民，动摇邦本”之举实属“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德泰被革职，贵祥则“以微末之员，辄敢妄有条陈，希图渔利”而革去库守，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以为莠言乱政者戒。”据说德泰所奏修园之事乃慈禧宠溺的太监安德海指使，贵祥所拟筹款章程亦是安德海授意。所以这条上谕，措辞虽严厉，却只字未提修园之事，大有维护安德海之意。而安德海作为宦寺，却唆使身为言官的御史上如此奏折，宦官参政本身就违祖制，何况当时国情根本不容再兴土木，遂引起奕？等人的警惕，也为次年联合诛杀安德海埋下了伏笔。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2.23)，同治帝亲政。慈禧令李鸿藻、徐桐等继续尽心开导、辅佐新帝，同时诏求广开言路，释放出励精图治的信号。受此鼓舞，朝臣对国家用人、行政、吏治等积极建言献策，甚至不惜犯颜直谏。阻修圆明园即是其一。

   这年八月二十一日(10.12)，同治帝以“颐养”太后，以备“燕憩”为名，颁布修园上谕。整修建筑计划三千余间，规模不可谓不大。在大乱初平，自强自治为急务之际，新君即位伊始即大兴土木，实非国家之福，“当园工议兴，中外错愕”。

   帝师李鸿藻率先谏阻，认为“粤捻初平，回焰方炽”，应“培养元气”，不宜“以有用之财，置无用之地。”其后又多次密谏，同治帝有所让步，九月二十八日(11.17)，同治帝发布“择要重修”上谕，强调“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尽朕之微孝薄忱”，并望“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不料，这通上谕遭致御史言官的极力谏阻。首先上疏力争的是陕西道监察御史沈淮。他在十月初一日(11.20)的上疏中以帑藏支绌、水旱频仍、军务亦未尽蕆为由，力请暂缓修园。据载，同治帝“震怒”，即刻召见沈，“谕以大孝养志之义”。平素“呐呐”拙于言辞的沈淮，在内廷独对天子，“慑于天威，但连称兴作非时，恐累圣德而已。”

   次日(11.21)，同治帝再颁上谕，强调修园是出于孝道，同时申明此次“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且“因物力艰难，一切从俭”，仅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暨两宫皇太后驻跸之殿，并皇帝办事住居之处，“略加修葺”，其余概不兴修，“以昭节省”。同治帝要求“将此明白通谕中外知之”。

   这一通特别宣示的上谕，意在大小臣工不许再提此事。但依然招来谏阻。十月初七日( 11.26) ，福建道御史游百川上折，仍然强调修园计划“兴作非时，恐累圣德。”外间传闻，同治帝“震怒”，亲拟谕旨，内称:“竟有游百川等不知大孝养志，敢以阻修，实堪痛恨!”他将游氏“召入诘责”，游百川“侃侃正言无所挠”，穆宗为之动容，遂改初衷，一时刚直敢谏之名轰动朝野，“謇謇负直谏名”。据称，游百川“袖疏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上虽未遽收成命，而戆直犯颜，不加谴责”，游、沈堪与国朝谏臣彭鹏、郭琇等并列。这种“主圣臣直”，被赞为国朝盛事。

   外间传闻，此次修园之议是慈禧在幕后主使，李慈铭十月初八日记记曰：“闻修理圆籞，出自西朝之意。李傅( 李鸿藻) 苦谏不可违。今日宫门钞召见御史游百川及恭、醇两邸，盖游昨日有疏，二王当亦有言也。”日记中“闻”字，反映出京师舆论对修园幕后主使的热议。因此，在同治帝两次表明“大孝养志”上谕后，沈、游二人前后相随，以台谏言官身份，“联合”犯颜谏阻，强调“兴作非时，有累圣德”，在维护君德的背后，是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中对内宫干政的警惕与干预，在某种意义上亦未必不是同治帝希望独自行使皇权所乐见之事。而同治帝虽然“震怒”、“诘责”，但并未“严惩”，反而为之动容，与沈氏、游氏同时获得时人“主圣”而“臣直”的称赞—此次谏阻修园，收到了维护君德之效。

   二 第三次联合谏阻—维护皇权和国家观念下的干预与风波

   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3.7)，圆明园修复工程在争议中启动。二月，总管内务府奏准行文两湖两广四川等省，各采办大件楠、柏、黄松等木料各3千件，限期报送北京；又奏报“候补知府”李光昭愿为修园“报捐”修园木料，获准。在京的满族王公大臣官员也纷纷报效修园经费：二月二十五日(4.11)，惠郡王、醇亲王、辅国将军载澜等相继捐输，三月二十四日(5.9)，奕？又捐银五千两。

   期间，年轻的同治帝因久居深宫，受制太后，今一旦亲政，了无顾忌，遂为所欲为。他借视察园工名，多次微服夜游圆明园并宴乐，弄得满城风雨，人言藉藉。如：三月十二日(4.27)夜幸圆明园佑安宫等处看视工程，盘桓整日，周视各地，不以为倦反觉其乐；四月初九(5.24)，幸佑安宫阅视工程并于双鹤斋进晚膳；五月十一日(6.14)，复临佑安宫等处看视工程，心意几乎专注于此，以致政务多有疏懈，更不常去书房。五月十二日(6.25)，彗星出现，时人以此为大不祥之兆，而同治帝仍然我行我素。五月二十一日(7.3)总师傅李鸿藻不能缄默，上疏劝谏同治帝“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勤求治法，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言辞恳挚。同日，四川总督吴棠上折，以巨木已被回民及太平军起义毁伐、水陆运输极度困难为由，奏请展期办理；同时奏明辖域内没有李光昭采购木植之事，李报捐木植之事系属空 言。至此，可供园工调用的经费、原料全部告急；兼之同治帝微服冶游、彗星出现，人言藉藉，令人忧虑。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谏阻。六月初一日(7.14)，两江总督李宗羲率先上《星变陈言疏》，借助五月十二日的天象，委婉表达了对园工的反对。初三日(7.16)，同治帝第四次巡视圆明园工程并游玩，次日，侍讲学士徐桐、广寿以“星异示警吁请慎起居严禁卫”为请，希望同治帝自今以后悉行停止“似此临幸看视工程之 举”；初七日(7.20)，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上请停园工封奏，成为京中第一个果断表态反对园工的大臣。据李慈铭日记，李文田奏文以“近日彗星见戌亥之交，为天象示警”开篇，前列“今有三大害，一是民穷已极，二是伏莽遍天下，三是要害尽为西夷盘据”；中言“焚圆明园之巴夏里等人尚存，昔既焚之而不惧，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 ……”；最后为同治帝开脱: “此皆有内务府诸臣及左右宵人荧惑圣听，导皇上以脧削穷民，为其自利之计。……今天象已见，人事将兴，彼内务府诸人岂知顾天下大局？

   借皇上之威，肆行脧削，以固其宠，而益其富，其自为计则得矣。皇上亦思所克剥者固皇上之民，所败坏者固皇上之天下，于皇上何益哉？使自来为人君者，日脧削其民而无他患，则唐宋元明，将至今存，大清又何以有天下乎？又言，皇上亦知圆明园之所以兴乎？其时，高宗西北拓地数万里，俄罗斯英吉利日本诸国皆远震天威，屈服隐匿，又物力丰盛，府库山积，所有园工悉取至内帑而民不知，故天下皆乐园之成。今俄罗斯诸夷出没何地乎？ 国帑所积何在乎？百姓皆乐赴园工乎？圣明在上，此皆不待思而决者矣。”这封奏折，恺切平和，“闻上阅，竟不置一语，盖圣心亦颇感动。”值得注意的是，外间对此次谏言的传闻。李慈铭该日日记最后记载：“外间闻传上震怒，裂疏掷地，妄言也。”外间这些皇上“震怒”、“裂疏掷地”等词语，已将同治帝形容得帝王圣德尽损，虽是“妄言”，反映了舆论对同治帝执意重修圆明园的抵触心理。而事实上，李文田在上折后，便将折底秘藏起来，外间无从得知奏文名称，更难晓奏文内容。直至七月三十日(9.10)同治帝明诏停修圆工，才将折底示阅好友陈乔森，李慈铭又从陈处得知大略后抄入日记。李文田铮言最力而不彰显，显示了他身为天子近臣维护皇帝威严的缜密心思。

   在收到吴棠奏折后，同治帝曾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彻查。七月初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职官报效木植，现在无从验收转解》折，奏报查明情况，李光昭谎报木价案发。原来，李光昭在云贵等地并无木植，只是用十元定金从法国商人处购买了价值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的洋木，却向内务府谎报已购运价值三十万元的洋木。待木材运至天津，又以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为由拒付全款。法商经由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照会津海关和天津道，以李私自废约有意欺诈，要求清廷立即拘留，令其付款并赔偿损失。李光昭所办木植买自法商，引起与洋商互控轇轕，呈报内务府时又浮报三十万两，此“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行为令同治帝大怒，谕令将李革职，交李鸿章严行究办。

   李光昭谎报木价案的消息传开，舆情大哗。大兴土木已使民生不堪其苦，加之同治帝借视察工程之名多次微服冶游及宴乐、宠溺太监、男宠等传闻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为了维护皇权与国家，七月十六日(8.27)，奕？终于出面，与御前大臣醇亲王奕譞、惇亲王奕誴、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大学士文祥、大学士李鸿藻等十位王公重臣联衔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诸帝创业之难，守成不易，痛陈修园巨弊，坚请速停园工，并罗举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凡六事，希望同治帝虚衷采纳，心存敬畏、倍加修省，恪遵家法，戒慎起居，讲求经史等，中有“外间传闻皇上在内宫与太监等以嬉戏为乐”，临幸圆明园查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藉此游观”，“人言不可不畏也!”奏折辞极危切，但有条陈同治亲政后疏失之嫌，令同治帝不悦，所以奕？等担心同治帝“阅之不尽”而请求召见时，不许。事态突转，一场风波即将发生。

   十八日(8.29)，再三奏请，同治帝才召见奕？等，而内廷召对情形也被外间绘声绘色地渲染开来。据传，同治帝极不耐烦地说: “我停工如何? 尔等尚有哓舌?”奕？等说“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并逐条讲读折中所陈，同治帝大怒，曰: “此位让尔如何?”文祥闻听，“伏地一恸，喘息几绝”，被搀扶出去；当醇王奕譞“泣陈”至“微行”时，同治帝“坚问何从听闻”，直至醇王“指实时地”，才“怫然语塞”，表示“园工一事，未能遽止，为承太后欢，尝请命太后也。”李鸿藻遂转而亲撰奏折呈递两宫皇太后，指出圆明园系伤心、不祥之地，而“非驻跸之所宜”；当军饷、防务“经费尚不知从何筹措”及“大局粗安，元气未复，当匮乏之时”重修圆明园，“其知者以为皇上之孝思，其不知者将谓皇上渐耽安逸，人心有不免涣散者也。”如此，“徒伤国体，于事万难有成”，不如及早停工，以安天下之人心。

   同日，御史陈彝上“内务府大臣办事欺朦，请予处分折”，上谕令将涉案内务府大臣“交部议处，以示惩儆。”二十四日（9.4），御史孙凤翔又上“前署内务府司员肆行欺罔，情罪尤重，请先予严惩”折，奏参内务府大臣贵宝朦混具稿呈堂，并与李光昭交通舞弊。上谕令将贵宝先行交部严加议处。

   王公重臣的联衔上奏、御史言官交互上疏，一则直指皇帝之行，一则要求惩戒内务府官员，事态开始发生转变。当众人皆以为恭王等人上疏廷争应可回转帝意、停止园工时，二十一日，倔强的同治帝二十一日竟然又去了圆明园阅视工程。二十七日( 9.7)，同治帝召见奕譞，因其往南苑验炮，遂召见奕？，诘问微行一事从何处听闻，若不指出，便是捏造虚言。奕？如实告知是其子载澂。同治帝遂迁怒载澂。时人描述二人召对情形说：“时交涉日棘，库无储蓄，谏言不行，恭忠亲王坦然力争之。一日叩宫门请见，载淳知为园事也，问曰：‘尔来为阻建园乎? 朕志久决，亦何必拂太后意。且朕居彼，与尔等讨论国是亦甚善。’恭王叩首言：‘当今内患虽平，外难日亟，库藏无存蓄。

   圆明园宪、纯两庙所修，当时财力远过今日。且纯庙谕旨: 后世子孙勿得踵事华饰。今建园简陋，无以备翠华之临幸，复旧则国币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缓便。’载淳默良久，卧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历数所以训俭者。时载淳好著黑色衣，谓曰：‘尔熟祖训，于朕事尚有说乎?’王曰：‘帝此衣即非祖制也。’(宫中制色衣无黑色)因诫载淳勿微行。载淳曰：‘朕此衣同载澂一色，尔乃不诫，而来谏朕。尔姑退，朕有后命。’”恭亲王退后，同治帝召文祥入，且从“卧榻上”转坐正殿，说: 曰：“朕有旨，勿展视，下与军机公阅，速行之。”文祥“拆视”，见是“杀王之诏”，碰头再三奏请，“终弗怿”，遂退而叩见慈禧，“泣诉”杀王之事。太后曰：“尔勿言，将诏与予。”杀王之事乃息。

   次日(9.8)，吏部议处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崇纶、左侍郎明善、前任总管内务府大臣镶黄旗汉军都统春佑、总管内务府大臣前署堂郎中贵宝等欺朦入奏李光昭具呈报效木植一事，革 职。

   又次日(9.9) 早朝时，同治帝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再议修园之事。中午，又召见王公大臣和弘德殿师傅翁同龢，责怪大臣们尤其是翁同龢对园工之事为何不早说? 又诘责奕？、奕譞，谓他们“离间母子，把持政事”，二王叩头申辩不已。翁同龢奏请:“今日事须有归宿，请圣意先定，诸臣始得承旨”，同治帝问:“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库款充裕，园工可许再举乎?”众臣答曰: “如天之福，彼时必当兴修!”遂定停园工，并拟发上谕，强调同治帝数次亲往阅看后，见“工程浩大，非克期所能蕆功，现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军务未尽平定，各省时有偏灾”，所以“仰体慈怀，甚不欲以土木之工重劳民力”，停止所有园工，待将来“边境乂安，库款充裕”时再行兴修；而三海“近在宫掖，殿宇完固，量加修理，工作不致过繁”，故改修三海地方。

   翁同龢等人至军机处拟停修谕旨，递上去后被留中不发。内廷忽然发下一道尽革恭亲王及其子载徵一切爵秩的朱谕给文祥等人，列举恭亲王种种罪状。文祥等请求缓发，谓：“在皇上盛怒之下，不觉措辞过重，惟恭亲王万当不起。且谕旨系昭示天下后世，必期字字允当，可否容臣等明日召见后请旨，再行缮发，抑或本日由臣等恭拟进呈御览，即行宜示。”同治帝朱批：“不准行。”午后，停止修园诏书发下，又特谕将已革总管内务府大臣崇纶、明善、春佑改为革职留任。在王公重臣的联合干预下，在朝野上下人言藉藉下，重修圆明园工程停止了，但风波未息。三十日(9.10)，同治帝又特发一道上谕，命传谕诸王大臣等，谓自他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命革去恭亲王世袭罔替爵位，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革去载澂“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八月初一日(9.11)，又以“朋比谋为不轨”为名，尽行革去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十名王公重臣之职。同时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准备宣谕———同治帝的少未更事，呈帝王威权达到极点。据说，两宫太后闻听此事，急至弘德殿，垂泪抚慰奕？，命撤去昨日上谕，又重降谕旨恢复恭王及载澂爵秩，风波乃息。

   三 结语

   阻修圆明园之议，出面上奏的王公重臣有10人：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翰詹科道学政12人：御史沈淮、游百川、陈彝、孙凤翔、邓承修、李宏谟、张景清，詹事袁保恒、王家璧，内阁学士谢维藩，侍讲宝廷，学政李文田，所起作用最大；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的地方总督巡抚有吴棠、李宗羲、李翰章、李鸿章4人。他们在谏阻修园中的联合行动，透射出时人在内政治理，尤其是培养君德、警惕太监干政、维护祖训、维护皇权等政治文化观念与思路的一致性。

   第三次联合谏阻引发的惩儆奕？风波中，同治帝在很短时间内下了杀奕？圣旨，说明他的气盛任性和鲁莽颟顸，及对亲政后帝王威权受到挑战的不满。外间传闻多认为同治帝所作所为都是慈禧在幕后操纵，是慈禧在耍弄“夺”与“还”的政治手腕，意在再次向朝廷内外表明: 奕？等王公大臣都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已大权在握，她的权威不容轻视，更不容侵犯。但是，仔细分析此次谏阻事件，似非如此。其一，同治帝已然亲政，奕？已不构成威胁，朝野对新君冀望颇深; 其二，同治帝刚刚亲政，军需亟须保障，吏治积弊亟待清除。对慈禧而言，在面临着王公重臣联合谏诤、督抚大吏暗中抗议、科道言官犯颜直谏所形成的舆论攻势下，从维护同治帝的政治声望出发，不会不顾及舆论、朝局和国力。重修圆明园一事，已引起舆论和社会的反对和非议，群臣出于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而出面制止，以慈禧的政治智慧，她或许会将奕？革职，但绝对不会将十名王公大臣全部革职；更不会听任皇帝而杀掉奕？的，她的含泪抚慰，也断不至是出于做戏。

   本年五月十二日的彗星曾带给人们极大忧虑，天象示警，不详应验。修园风波过后两个多月，即十二月初五日(1875.1.12) 酉时，同治帝驾崩，年仅十九岁，令人唏嘘。初八日，诏停三海地方一切工程。十三日，诱导同治帝微行的侍讲王庆祺被革职。二十五日，慈禧颁旨整顿宦寺。二十六日，内务府官员贵宝、文锡被革职，“盖均所以了同治失德之公案，并为亡羊补牢之计也。”

   光绪十四年，光绪帝亲政后，欲重修西苑及颐和园若干殿宇，以备慈禧太后驻跸，养性怡神，又引发了种种传闻。二月初一日特发上谕解释说: “外间传闻不悉，或竟疑圆明园工程，亦由此陆续兴办，则甚非深宫兢惕之本怀。”可见，重修圆明园之议，已成为内宫不可触摸之痛，并永远牵动着社会大众的神经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