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别有洞天”看匾额文化

  单志刚

   

  摘要:匾额文化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学术、文物、艺术等价值,并起到了补史正史的意义。圆明园“别有洞天”中的匾额,是以文字的比兴手法,犹如绘画中的题跋,加深了对园林景观的理解,并增强了对园林整体布局的深入了解,使得关键位置得到确认。进一步表现出建筑布局的定名,并划分出建筑空间的深邃意境,使园林景观更具传统文化的魅力。

  关键词:别有洞天;匾额;布局;价值

   

  匾额是集字、印、雕、色于一体,大都辞藻华美,书法精湛,言简意赅,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凝聚了历史及传承,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反映出景观建造装饰美的韵味。据《如下旧闻考》记载,乾隆九年成景后的“别有洞天”,是园林建筑添建改建仍十分频繁。可以看出工程浩大,有建有修。其中“别有洞天”的匾额在景观建筑中是建筑名称的标注,匾额印证了园林建筑添建改建的位置变迁,并巧妙地与匾额融合在统一和谐的整体园林建筑里,创造出具有鲜明性格和独特艺术风貌的园林景观。 

  一 匾额的价值影响

  匾额的价值

  匾额在书法艺术中称为“榜书”,也是古代的署书。大都由历代书法名家或擅长书法的人所写,或由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题写,如王铎题写的“关林”匾,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题写的“千唐志斋”匾等等,都是书法艺术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从中可知“匾额”俗称匾(也作扁),是集文学、书法、雕刻、建筑等艺术门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深受我国历代民众的喜爱。而“匾额”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匾额”,说明“匾额”具有历史价值。

  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或云蔡邕书。”而在唐朝张怀瓘《书断》曰:“初(曹魏明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成,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从文献和保留下来的“匾额”可以看出,自从秦汉到隋唐,从宋元到明清,一直到现代,匾额被广泛应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宫阙王府、坛观寺庙、陵墓祠寝、园林名胜、名人宅第、关隘城堡、民居店铺等诸多的建筑物上,大多悬挂或镌刻着标明其名号、涵盖其功能或褒扬彰显的匾额,足以说明它在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及生活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圆明园“别有洞天”的建筑上,匾额的悬挂范围非常广泛,既有匾额悬于外檐则端庄文雅,匾额悬檐内厅堂则蓬荜生辉。匾额以题名刻石来言志,虽片辞数语着墨不多,用古人之言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令人印象深刻。匾额作为一种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标志之一,包含了很特别的文化价值。

  匾额是以几个字的书法来题名,标出造园的景观建筑的名称,是高度的抽象概括,而圆明园“别有洞天”中的匾额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都融入到建筑风貌之中,是景观建筑的点睛之笔,并表现出了匾额的实际价值。

  匾额的影响

  圆明园“别有洞天”中匾额就是以题名的方式,作为标记或表示赞扬文字的长方形横牌,悬挂在门楣与檐顶之间,常见于景观建筑之上,或见于亭台水榭,虽功能不尽相同但都起到了装饰上的美观作用。

  匾额是古建筑的组成部分,是景观建筑中聚焦之睛,反映出景观建筑的名称和位置,更是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匾额过去在城市和乡村都非常普遍地被“匾额”所影响。

  匾额文化发展历史极为悠久,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影响,匾额始于秦汉而盛行于明清。在几千年来,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匾额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受我国历代民众的喜爱。

  一块匠心独运的匾额挂在门上,使建筑更显得别具风采。匾额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中。令人神情怡然,美不胜收。

  圆明园“别有洞天”中的匾额在皇家,对书法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要求,从皇家的诏书、诰封、起居注、账册、奏章、科举试卷,到百姓的婚、丧、嫁、娶用联和商铺牌匾均要用端正的欧或颜体楷书书写,其限制范围不仅限于士农工商,连皇帝也不能破例。

  乾隆帝喜作赵体书法,但题写雍和宫正殿前的喇嘛教丰碑碑文时还是采用了正规的颜体,此体也是具有清代宫廷装饰性的应用字体。乾嘉之后,碑派兴起,学北碑的人逐渐增多,但在正式场合中,还是不便使用碑体书法。而且传统的“匾额”对字体也有严格要求,一般为“榜书”,其书写时有三个要点,一是笔画要粗,显得饱满,二是要横、竖、撇、捺相对寸楷要短而有力,三是字体中心部分比例要大,字体雄壮、凝重。这是“匾额”书写的标准要求,所以清末民初,京城中善书匾额者像颜楷高手翁同龢、华世奎、邵章、冯恕、成多禄等都深谙此道。可知匾额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书法,也受到传统标准的影响。

  对圆明园“别有洞天”中匾额的记载,可以看出匾额的历史影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通过其出现、发展、演变过程的脉络梳理。匾额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匾额的记载,除了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有对联匾的专门论述外,在各地方志以及中央政府的钦定则例中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关于匾额的记载。同时,匾额又演化出礼仪规范承载者的功能。

  二 “别有洞天”内的匾额用途

  匾额的朝向上

  圆明园方位形制的最大特点是以故宫为蓝图,在圆明园的匾额布局中与四正方位的朝向上,是具有方向性和空间感的,这是传统的南面文化。 

  在古代天文学中,把天上星象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东西南北四宫和中宫,在天文星图的方位坐标是以面南“仰观天文”而绘定。方位形制的这些讲究,以故宫中的南面正门为“午门”, 北面的正门称“神武门”(神武即玄武,象征北方)也可说明这一点。可以看出传统建筑方位,在古代建筑“匾额”的“朝向上”的确定,也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它不仅以东南西北“四正方向”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也要考虑气候日照和环境,还涉及到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

  《文选·张衡·东京赋》中记:“辩方位而正则”。薛综解释为:“方位,谓四方中央之欸也”所以宫殿等皇家主要建筑均取正南向,即坐北朝南取子午线向。建筑方位的确定历来居统治者关心的大事,重要建筑方位的偏正与否,看作是治邦安国的大事。只有方位端正了,前后左右次序才能定下来,才能“棋列百司,按功为绪”、“设官分职”,国家才能有次序,达到以礼治国,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目的。

  据《日下旧闻考》记,圆明园“别有洞天”处“居纳翠楼”西南,临水南向,卷棚硬山正楼一座上下层各三间,楼楣悬,乾隆御书“水木清华之阁”匾,内额曰“自然如画”、“学海云涛”。阁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添改而成。

  可以看出匾额的方位布局中与“四正方位”的朝向上,是精心构筑的建筑园林的整体,表现在四正方位的匾额与建筑的关系之中。托出建筑的方位,达到南面文化传统的继承,建筑景观中的匾额方位在南面文化中,进一步充分的发挥,划分出建筑的空间定向。

  圆明园别有洞天建筑上的匾额,标注明确,层次布局分明。可以看出别有洞天中匾额的方位,在“朝向上”是通过运用建筑匾额的南面文化,起到定位的意义。

  匾额的布局

  圆明园的建筑匾额布局中与朝向上具有方向性和空间感,这是一种传统的南面文化。

  在古代天文学中,把天上星象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东西南北四宫和中宫,天文星图的方位坐标是以面南“仰观天文”而绘定。布局形制的这些讲究,实际上是人类自然崇拜及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礼制观念在建筑设计上的双重反映。

  圆明园别有洞天中的匾额,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起到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景观建筑的点睛之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因匾额能够与园林建筑融合,并可确定建筑的存在变化,又具有自身完整的文化内涵,成为在园林建筑布局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 

  而“四正方向”在建筑匾额布局中的作用,使得其同物质形态的高山大海一样被人崇敬,这既表现了人们对大自然和圣人、神衹的尊敬和畏惧,又表现了封建礼制影响的深刻,连建筑朝向也打下了礼制等级次序的烙印。

  在圆明园别有洞天的布局中,层次分明,布局严谨。其园林建筑添建改建仍十分频繁。可以看出,在曲折水面周围的各式建筑,排列疏密得当。在这种空间布局中,主题景观中“别有洞天”的“匾额”是布局的焦点部分。而建筑添建改建的变化,要以建筑上的匾额来定景观布局,就要从“四正方位”来确定。

  据《日下旧闻考》记录,“别有洞天”的“秀清村”西水城关石刻额曰“秀清村”,似为乾隆御书。乘舟出水关向西可达宁和镇(道光时期改称春和镇)。从“匾额”布局可以看出,“秀清村”亦即本景总称。

  “别有洞天”北倚山而南临河,五间三卷大殿四周(或东西北三面)出廊,外檐悬乾隆御书“别有洞天”黑漆金字一块玉匾。从其朝向上是坐北朝南,此殿应为本景正殿,原为五间一层进深,匾悬檐内帘架上。而在乾隆十六年(1751)已改建成三卷敞宇, 时称“秀清村”三卷房。此殿内“匾额”添加了“风泽清旷”、“含清”、“虚朗”三块。从上看出改建后“匾额”的变化,可以确定建筑布局的变化情况。

  据清档《圆明园》记“岩水澄华”“匾额”悬于外檐。“岩水澄华”殿,南向五间大殿后接抱厦三间。此殿东西一带在乾隆后叶(或嘉庆前叶)有大规模改建。而这一带的“匾额”在咸丰时期,尚有六幅外檐匾即“芳籞怡春”、“片云楼”、“写曙斋”、“写琴书屋”、“带烟馆”和“水抱山环窈窕玲珑之馆”及十一幅内额即“集玉轩”、“染碧斋”、“筑云巢”、“玉荣山馆”、“丹翠林”和“凝黛”、“挹岚”、“湛月”、“浮翠”、“印螺”、“心迹双清”,但多数不详悬挂何处景物,由此可以看出匾额的布局与建筑,在添建改建有很大的关系,从中可以找到建筑的具体布局。

  其中“写琴书屋”的匾额在嘉庆八年(1803)深秋始见于“写琴书屋”御制诗,先后题咏4次,为“秀清村六景”之一。此殿北临河池,应为三开间。在咸丰八年(1858)三月奉旨将秀清村“写琴书屋”西间西方窗玻璃摘下,安在园内“垂虹榭”西窗上。嘉庆八年秋见“丹翠林”与“玉荣山馆”御制诗,为“秀清村六景”之一。嘉庆十四年(1809)始见御制诗,为“秀清村六景”之一。“筑云巢”诗,在殿内尚有“心迹双清”匾。可从挂于建筑上的匾额变化来布局,在整个园林建筑中,乃至山水布局已在乾隆时,就可以在所绘制的“四十景图”中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变化。

  别有洞天的空间布局中,十分讲究虚与实的结合。其造景布局中匾额的朝向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在建筑上的添建改建过程中,匾额通过四正方位的变化,与匾额空间布局的组合,巧妙地融合于建筑景观中的大与小、真与妄、多与少、虚与实、以及空间的有限与无限等等的整体建筑布局空间中,而匾额把多种多样的对立因素,通过四正方位布局来相互协调,有机的统一起来。

  匾额的变迁

  圆明园别有洞天的匾额,在建筑添建改建的历史变迁中,匾额通过四正方位的变化,巧妙地使整体的匾额发生变迁,也就是建筑的变迁。

  在《后汉书·百官志》中记:“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获得官府或百姓的“扁表”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其中不乏对真正维护民族利益,为民伸张正义之人的表彰,但更多的是维护封建伦理的“匾额”。从上可知,官方“匾额”的出现,就是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官方在门首或其他地方题写“匾额”,它是一种官方的行政行为。从整个古代“匾额”史来看,官方“匾额”一直占主导地位,“匾额”的历史变迁留下一些影子。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它因素,在历史建筑中的“匾额”变迁的情况是非常大的。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秀清村”(亦犹包括西北山外之福海南岸),在乾隆时期尚有多处景物,均不详位于何处或后易何匾额。为了存史,兹略志记录了变迁。

  “秀清村”在乾隆、嘉庆时在此游憩频繁。而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在“秀清村”传晚膳3次,又专程游赏达23次之多,为各景之冠。可知对“秀清村”景观建筑的重视。

  在乾隆四十六年西巡五台途经保定时,有篇“再咏莲池书院十二景”御制诗中,在其“含沧亭”诗记:“十二景都点缀工,图呈曾肖御园中。廿年事迹一弹指,拈句因之思不穷”。并注曰:“辛巳(按即乾隆二十六年)过此命绘图,并于圆明园“秀清村”肖此结构”(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八十)。而在“秀清村”添建殿宇、楼座,开挖河泡工程至二十七年完竣。从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陆续见到御制诗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八十)有澹闲室,竹密山斋、片云楼、活画舫、扇薰榭,擢秀亭、绿稠斋,青云片、时赏斋和水木清华之阁。从匾名中非常清楚地记录了,在乾隆二十六年在“秀清村”河池两岸的这次较大规模的改建添建中,实为仿建保定“莲池书院”的精神意趣,更显出稳重的气度和严肃的风格。而园林的重要的建筑都依水边而建,建筑是实的,而“匾额”也是实的,但在布局结构的变迁中,“匾额”是随建筑的变迁而变迁的。

  匾额变迁具有连续性。而匾额文化整合较好的在园林建筑系统更好的发生变迁。但匾额文化整体程度受到建筑变迁的历史变化。匾额的变迁会引起一系列的连续变迁,而建筑条件的变化,是会引起匾额文化的变迁。

  三 匾额的含意

  匾额的补史正史

  可以通过园林中的匾额作为原始史料,并且可以明确补史正史,为园林建筑定名做出所具有的证据。遵循史家实录原则上,发挥批判园林建筑史的精神,激发出补史正史应有的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匾额的艺术魅力。

  “以匾研史,可以佐旺;以匾研涛,可得涛眼;以匾学书,可得笔髓”。我们从上可知,面对文字史料,大略可以分为“原始史料”和“编纂史料”。前者一般是指没有经过人为的修饰而直接留存下来的史料;后者则指经过学者、文人编写的著作、撰写的文章,是经过各种编纂过程的史料。而在园林建筑的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史料非常丰富,而且种类繁多,但明清园林建筑中真正的“原始史料”却十分缺乏。

  例如:圆明园别有洞天的匾额中,在建筑添建改建的历史变迁中,就可以用匾额来分析具体补史正史的作用。

  1、据《日下旧闻考》中记,“别有洞天”五间敞宇“西为纳翠楼,西南为水木清华之阁,阁西稍北为时赏斋”。此楼即三卷殿西邻之东西向三间小楼,上层外檐悬乾隆御书“纳翠楼”黑漆金字一块玉匾,匾文净高54厘米、宽147厘米。内额为“挹清芬”、“悬圃”两块“匾额”。该楼在乾隆初年图上未显,应为乾隆十六年添改而成,同年闰五月御题楼额。从这里就可以用于建筑添建中“匾额”所具有的补史作用。

  2、据《日下旧闻考》中记,居纳翠楼西南,临水南向,卷棚硬山正楼一座上下层各三间,楼楣悬乾隆御书“水木清华之阁”匾,内额曰“自然如画”、“学海云涛”。阁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添改而成,同年阁内石刻御书诗文帖37种。

  咸丰八年遵旨踏勘园内八座楼和高台殿宇,此阁即其一。这座南向正楼,上下层均为三间有前后廊,明间面宽2.88米,二次间各宽2.56米,进深4.48米,前后廊各深1.28米,上檐柱高2.94米,下檐柱高3.33米,台明高0.58米,下出0.7米,前为石踏跺。而在近年绘制的某些平面图,却将水木清华之阁标名于本景河池南岸,讹也。从这里就可以用在建筑确定上,使匾额具有正史作用。

  而在园林建筑中匾额的文字记录了建筑的名称,匾文内容通常跟景观建筑内容息息相关,这与建筑上的添建改建过程中的变化有关。而匾额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政绩显著者,多被赏以“匾额”称为“扁表”,匾额一般由正文和款识组成,正文的字体非常丰富,真、草、隶、篆、行变化多端。

  清朝的匾额,更是有汉、满、蒙、回等多种语言呈现在匾额之上。而匾额款识的字体则是随正文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正文是草书或行书,则款识可采用与正文相近或相同的字体。提有文字的匾额在景观建筑的添建改建的历史过程中,记录了景观建筑历史匾额变迁,也记录了此建筑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匾额逐渐被遗忘。

  匾额的意义

  圆明园别有洞天的匾额沉淀着历史文化,每一方匾额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在《后汉书·儒林传下·李育》中记:“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其中的匾额蕴含的深刻含意。

  清代为了维护统治,雍正强调以“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家治世”三教并重。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思想的融合,使“三教合一”的思想渗透到了生活当中,其信仰也深受“三教合一”的影响。匾额其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审美意识上基本以儒家为主,又兼有道、释的成分,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个体身上表现会有所不同。

  圆明园别有洞天中的匾额在建筑历史变迁中,思想渗透到了“三教合一”的精神。而官方匾额的出现,就是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只有官方在门首或其他地方题写匾额,它是一种官方的行政行为。从整个古代匾额史来看,官方匾额一直占主导地位,匾额在历史变迁留下的影子,对中国历史和思想都曾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今圆明园罹劫后又经百年风雨,如今匾额在城市中已经很难看到,有文物价值的老匾额。随着时代的变迁,匾额逐渐被老百姓遗忘。作为匾额主流的木制牌匾,流传至今的已寥寥无几。

  据了解,清朝乾隆年间以前保存完好的匾额几近绝迹。而“别有洞天”遗址,山形水系的轮廓仍存。从1985年起相继整修恢复了山形水系原貌及东南隅幽谷曲径,归整补砌活画舫的石舫基座;清理古建基址,并铺砌条石台帮和方砖地面(但因事先疏于考证,未能完全真实再现昔日高下有致、殿廊相属的园林格局),修复了西翼的水城关石墩及东侧的石墩仿木桥,还在西南部山上原方形遗址处,修建了一座“四方亭”但未加匾额,加上匾额才有建筑的韵味。如今“别有洞天”遗址已是一处难得的山水园林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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